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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杭州、西安等新一线城市全面放开限购政策之余，很多城市还配合放松了落户政策。如南京取消了积分落户制，改为“在南京市拥有合法稳定住所且实际居住的非南京户籍人员，可以直接办理落户”，在实际操作中，约等于买房即送户口。

这种“强化”，具体到政策工具的出台上，可以进一步提高力度和速度。就拿落户政策来说，虽然逐步在放开，但毕竟还有一定限制，落户政策是不是可以更为大胆一些？此外，人口形势变化很快，政策调整的速度是否慢了一些？不能因过长的政策滞后性失去本可以弥补的机会。

落户政策利好的拉动效应也很明显。2023年，上海的常住人口增加了11.56万，为三年来首次正增长。其中，户籍常住人口增加10.54万人，为推动人口增长的主要力量。

从2023年上海户籍新政对城市常住人口数量的显著拉动作用来看，释出政策红利，对于一线城市吸引人才、留住人口，依旧颇有作用。

换句话说，要破除“唯论文、唯职称、唯学历、唯奖项”，不要过多预设什么是人才，什么不是，因为随着产业转型升级，人才的种类和特质也一直在变，人才本身也是在竞争中不断成长的。对上海来说，应该秉持的是海纳百川的精神，以更加开放的姿态，赋予人才更加多元的定义，让不同专业的人才都能在这里找到栖身之所，更能人尽其能，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不同行业的人才，都应当得到尊重。

对于曾明确提出“控制人口数量在2500万人口以内”目标的上海来说，这一变化颇有意味。如果说过去上海一直焦虑的是转入人口太多，以致于城市资源难以承接，那么之后，上海真正迫切需要考虑的或许开始变成：人不够了，怎么办？

在上个月举行的第五届上海创新创业青年50人论坛上，北京大学博雅特聘教授、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姚洋就呼吁，上海应带头把户籍制度再放松一些。他直言，要吸纳年轻人来到上海来创业，但事前没人知道什么样的人能创业成功，现在的打分落户制度未必是最好的制度。

把时间拉长，从2010年至2020年，上海非户籍常住人口增加了150.27万人，平均下来每年可增加15万人。两相对比可以发现，上海作为人口净流入超大城市，非户籍人口迁入趋势是在明显减缓的。

早在2020年，上海官宣四所本地名校的应届本科毕业生只要符合基本条件就可以落户之时，当时便有媒体推论：按这个趋势，四五年后新生毕业了，是否在上海读本科就都能得到户口呢？

更严峻的是上海本身人口结构的变化。一方面，36.8%老龄化率已经让上海迈入深度老龄化阶段，远超周边其他城市；另一方面，不久前公布的生育数据显示，上海全市总和生育率仅为0.6，出生人口数的减少，又进一步提升了老年人口的占比。

就连一向严格的上海，也出台了“沪九条”，放宽购房资格年限，扩大重点区域人才和非沪籍单身人士的购房区域，直接拉动了近期二手房交易量的增长。

如今四年过去，当初对上海落户松绑的趋势判断，基本得到验证。每一年，上海的落户政策都有新动作，五大新城“居转户”的年限缩短到五年、高校应届硕士生就业即可落户、五大新城部分紧缺人才只需缴纳社保满6个月即可落户……无论是落户的社保年限放宽，还是对应届毕业生、留学生可落户范围的扩大，都反映了上海正在积极扩宽高素质户籍人口，试图吸引更多的外来人才。

其他城市和一线城市的差距似乎也在逐年缩小。特别是各类所谓“新一线”城市名单，每年都会引起一番讨论，大家渐渐意识到，在产业布局、城市功能和医疗教育等资源各方面，随着二三线城市的后来居上，曾经一线城市的独特优势并非完全不可替代。

易开开云开票平台下载文章认为，近年来，无论是落户的社保年限放宽，还是对应届毕业生、留学生可落户范围的扩大，都反映了上海正在积极扩宽高素质户籍人口，试图吸引更多的外来人才。但另一方面，上海作为人口净流入超大城市，非户籍人口迁入趋势有所减缓。种种变化都在提醒上海这样的一线城市，应当对人口问题的重要性和迫切性有充分的认知。以下为全文。

就像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特聘教授陆铭曾在《大国大城》里所写，“人们习惯于用一个数字来表示城市的人口承载力，却看不到人口规模不断突破‘承载力’恰恰体现了城市的‘生命力’。”说到底，城市的核心，还是在人。

经济和产业政策的变化，也进一步加剧了各地对人口的争夺。最近各地将房地产政策和落户政策绑定的做法，只是表现之一。就上海周边来看，各地产业政策布局的积极主动对人口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特别是一些新兴产业，有力提高了上海周边城市的人口吸引力。

在人口问题上，上海的焦虑有着严峻的现实因素。虽然上海的常住人口实现了由减转增，但实际上，非户籍的常住人口增量一年也就增加了一万多人。

这也意味着，在城市的抢人大战中，不同于传统的人口推拉模型认为城市的人口增长动力主要来自城市区位条件等自然吸引力，一个有为政府所扮演的角色，正在被强化。

特别是合肥，不仅人口增长数量和涨幅都超过上海，而且是去年全国人口迁入冠军，常住人口达到985.3万人，比2022年增加了21.9万人，2.3%的增幅远大于去年上海0.5%的增幅。

如果细看各地的政策工具，不难发现一个共性：抬楼市与抢人才，正在形成一种强绑定的关联。这一轮房地产去化过程，同时也是城市间抢人大战的升级。

从更深的角度来说，我们对于“大城市”的态度，或许也应有所转变。公共服务供给的压力固然客观存在，但不能因此为城市发展设限，甚至人为划定过高门槛，反而抑制了城市发展的生机和潜力。

种种变化都在提醒上海这样的一线城市，应当对人口问题的重要性和迫切性有充分的认知。人口政策的窗口期有时候很短，政策制定不能有路径依赖，更不能以固化思维来看待，而是要快速适应形势的变化及时动态调整。

现代交通的发展，也在时空意味上缩小了城市间的差异。尤其是对于一体化程度较深的长三角、珠三角地区而言，各城市间资源优势共享已经愈来愈成为现实。这样一来，超一线城市的生活压力、住房压力等劣势因素，反而被放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