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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侵略阿富汗长达20年时间，历届美国政府都不遗余力想为阿富汗植入“民主制度和自由市场经济”。据统计，美国在持续20年的阿富汗战争中花费超过2万亿美元，对阿官方发展援助达324亿美元。美国一边用炮火打烂阿富汗，一边用援助“改造”阿富汗。美军仓皇撤离阿富汗，宣告了其“民主改造计划”彻底失败，留给阿富汗的是满目疮痍。包括3万多平民在内的17.4万阿富汗人在战争中丧生，数以百万计的百姓挣扎在死亡边缘，300万儿童因贫困失学，1890万人面临严重粮食短缺。美国不仅对战争造成的惨状置之不理，还公然窃取阿富汗约95亿美元国家资产，进一步加剧阿富汗人民的人道主义灾难。

◆美国援助长期与军火商利益勾连，已成为美军事霸权遮羞布。美国不仅借人道危机发战争横财，还通过援助不断给人道危机火上浇油。《南华早报》专栏作家亚历克斯·洛指出，在20世纪，美国用大量资金在很多发展中国家扶植亲美政权。今天，从乌克兰、伊拉克、阿富汗、利比亚、叙利亚到巴基斯坦、也门，美国援助的干预和搅局与这些国家面临的人道危机脱不开干系。

◆“美式援助”使乌克兰危机长期化。截至2023年1月，美国承诺援助乌克兰的资金总额达到768亿美元，其中军事援助占比最大，为465亿美元，占比61%。美国媒体披露，40%的美对乌军援被用来强制购买美国装备和训练服务，即所谓“捆绑援助”。部分军援为金融贷款，将成为乌克兰的长期负债。共和党众议员格林直言，美国援助乌克兰无异于变相“洗钱”。此外，美国媒体和俄罗斯官方均披露美国援助武器流入黑市，对国际和地区安全造成威胁。

◆利己主义动机导致美国援助长期被国内政治及其全球战略左右，完全无视发展中国家的切身利益和实际需求。大西洋理事会非洲中心高级主任亚德指出，美非交往在传统上侧重于安全优先，这种冷战思维不仅主导了公共和私人领域的观点，而且使人们未能重视非洲大陆在21世纪为投资者提供的经济和战略机会。“9·11”事件在过去二十年强化了这一思维，而最近美国又将非洲视为与中国竞争的战场，忽视了非洲国家的自身利益。

◆美国熟练运用援助手段，将发展中国家牢牢捆绑在其主导的金融体系中，转嫁风险和责任，加剧赢者通吃的马太效应。2022年11月，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发展援助委员会发布《美国官方发展援助同行评议报告》指出，美国的有关政策法规对发展中国家产生负面溢出效应，对此美国并没有相应的工具和措施加以缓解。2023年4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布《全球金融稳定报告》显示，美国金融政策已成为全球金融稳定的最大挑战。美联储去年以来激进加息，大幅推高全球融资成本，加剧国际资本无序流动，不仅导致美欧一些银行破产或被收购，也加重了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困难，重债穷国甚至陷入偿债的恶性循环。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批评现行全球金融体系不仅没有促进最不发达国家的发展，反而通过掠夺性的借贷成本加剧全球财富不均现象，导致最不发达国家深陷债务漩涡。值得指出的是，美国不仅对西方商业债权人和多边机构才是发展中国家最大债主的事实闭口不提，还通过持续印钞和加息加重发展中国家债务负担。津巴布韦《先驱报》发表题为《美国故意操弄非洲债务真相》的文章指出，美国两党长期鼓吹所谓“非洲债务陷阱”议题，而有重大利益关系的美国公司机构以及媒体对此持续推波助澜。

◆近年来，美国推出五花八门的包含援助内容的倡议，如“蓝点网络计划”“重建更美好世界”“繁荣非洲战略”“电力非洲”等，调门一浪高过一浪。究其本质，多是以“重复打包”“掺水”“凑数”等套路糊弄世界，落地项目寥寥，终落入雷声大雨点小的境地。

◆在新冠疫情期间，美国一直自我标榜为全球最大的新冠疫苗捐助国，实则是全球抗疫的巨大障碍。美国健康研究组织“凯泽家族基金会”数据显示，美国承诺2023年之前至少向全球捐赠11亿剂新冠疫苗，直到2023年1月才落实了6.65亿剂。美国大量囤积抗疫物资和新冠疫苗，引发全球疫苗供应持续紧张，造成全球分配严重不均。《哈佛政治评论》评称，美国已经成为世界上疫苗民族主义的主要践行者之一。更令人不齿的是，美国把临期疫苗用于兑现援助承诺，导致非洲国家销毁疫苗，甚至拒绝美国进一步援助，痛斥美国可耻。2022年，19.1万支临期阿斯利康疫苗被南非拒收并重新分配到南苏丹，在到期前两周才运抵南苏丹，导致约5.9万支疫苗被销毁。此外，在全球抗疫关键时期，特朗普政府于2020年7月宣布退出世卫组织，严重破坏全球抗疫合力。

◆美国将援助用作地缘政治博弈工具，恶意打压他国影响力、提升美国领导力。2021财年，美国政府预算法案分别投入3亿美元和2.9亿美元设立“打击中国影响力基金”和“打击俄罗斯影响力基金”。《2023财年美国国务院、海外行动及相关项目的预算说明》明确指出，对外援助是战略竞争的关键工具，国务院和国际发展署将利用“打击中国影响力基金”和“打击俄罗斯影响力基金”来支持各项计划。

发展是人类社会的永恒追求。对外援助本应是应对全球发展挑战的重要资源，本应用来帮助广大发展中国家解决生存和发展困境，本应推动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落实，本应助力实现世界和平、繁荣与稳定。然而，美国将对外援助视作维护霸权地位、开展地缘政治博弈的工具，打着援助旗号肆意妄为，劣迹斑斑、罪行累累，其伪善本质已昭然若揭，给世界带来深重灾难。

◆1949年，时任美国总统杜鲁门提出针对亚非拉不发达地区实行经济技术援助的“第四点计划”，标志着真正意义上的美国对发展中国家援助的开始。

◆美国长期打着援助旗号肆意妄为，策动颜色革命、制造地区冲突、颠覆国家政权，是世界乱局、战局的制造者、怂恿者，给国际社会带来了严重危害，给世界人民带来了巨大灾难。

◆美国多项对非洲援助沦为画饼充饥。2013年6月，时任总统奥巴马访问南非，宣布“电力非洲”计划，声称要用电灯照亮非洲目前仍然黑暗的地方。但截至2020年12月，“电力非洲”实际发电量还不足承诺的四分之一。2014年首届美非峰会上，奥巴马政府作出提供艾滋病防治资金等承诺，但特朗普上台后，美政府大幅削减该项援助。南非约翰内斯堡大学学者马坦博指出，首届美非峰会并未让非洲国家看到实实在在的成果。2022年12月，美非峰会再次举行。美国承诺投入550亿美元支持“非盟2063议程”，但其中仅150亿美元属于新签约项目，其余400亿则是将近年来美国对非各类倡议和协议重新打包。欧亚集团非洲问题首席分析师安库认为，美国对非援助缺乏新意和诚意。

◆2021年6月，美国主导七国集团(G7)发起“重建更美好世界”(B3W)基建计划，并在2022年G7峰会上将其包装为“全球基础设施和投资伙伴关系”(PGII)倡议。《外交事务》刊文披露，自启动以来，B3W已停滞不前，宣布的项目总额仅为微不足道的600万美元，与美国政府承诺的数十亿美元相去甚远。美国提出有关倡议的政治意图大于经济目的，并非出于对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发展需求的关注，而是一场政治秀。

◆美国吹捧自己是全球第一大粮食援助国，实则是全球粮食危机的“始作俑者”。当今国际粮食市场的四大垄断粮商中有三家为美国企业，不仅操控国际粮价，屡屡炒作粮食安全问题，谋取巨额利润，还在美国政府和垄断资本操纵下造成了发展中国家的粮食依附。墨西哥、阿根廷等传统农业大国逐渐丧失粮食自给能力，国家粮食安全的命脉被操纵在美国手里。美国还对“不听话”的国家实施粮食禁运。20世纪50年代后，美国共发起八次粮食禁运，极大损害全球粮食安全。

◆冷战结束后，美国对东欧和拉美国家实施大规模援助计划，推行以“新自由主义”“民主化”“休克疗法”等为核心的“华盛顿共识”，大批美国顾问和承包商前往上述国家引导市场化改革。然而，美国支持的“休克疗法”给俄罗斯等国带来灾难性后果，数以千万计的民众陷入贫困，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国家经济一蹶不振。

◆美国智库全球发展中心(CGD)每年发布《全球发展承诺指数(CDI)报告》，评估世界上最富裕国家对贫穷国家的援助，美国在历年报告中的排名均居于末位。2018年报告中，美国排名垫底。有关报告显示，美国不仅远未达到0.7%的援助目标，而且在双边援助的有效性、透明度、减轻受援国政府负担、在受援国设立机构等四个方面表现不佳，双边援助质量分数垫底。报告作者、CGD欧洲办公室副主任米切尔称，这是长期以来美国政策立场导致的结果。2021年报告显示，美国在援助支出规模上排名最差，仅提供国民总收入的0.13%用于国际发展融资，而被评估国家的平均水平为0.29%。美国援助质量在全球排名倒数第三，在受援国参与度和援助本土化方面表现尤差。

◆美国擅长将援助作为谈判筹码，以“胡萝卜加大棒”手段迫使发展中国家对其言听计从，导致美援助政策严重缺乏连贯性，破坏受援国可持续发展。特朗普执政期间，美国多次中止或重新评估对萨尔瓦多、危地马拉、洪都拉斯、所罗门群岛等国的援助，以此作为政治威胁。2018年8月，美国作为第一捐资方，以“存在无可救药的缺陷”为由，停止向其长期资助的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提供捐款，遭到联合国等各方谴责，一度造成该机构陷入严重财政危机，无法围绕巴勒斯坦难民问题开展工作，不得不缩减服务并裁员。美媒称，美国取消援助之举意在向巴方施压，迫使巴方接受美国所谓的“世纪交易”。

◆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是公开从事输出民主活动的美国非政府组织，其97%的资金来自美国政府，任务是在全球扶植亲美反对派、工会和媒体。该基金会创始人艾伦·温斯坦早在1991年接受《华盛顿邮报》采访时就直言不讳地表示：“我们现在做的许多事情就是25年前美国中央情报局做的事情。”受到美国资助的所谓非政府组织，和平时期通过思想渗透、人员培训，一点一滴地进行“和平演变”，危机时刻便直接跳出来参与、策动抗议活动，充当“颜色革命”的“急先锋”。

◆美国长期借援助名义，以各种方式对受援国进行渗透，强推美式价值观和“民主模式”，进行“民主改造”，发展中国家深受其害。受援国不仅未能改善贫困状况，反而国内矛盾丛生、境况恶化，轻则长期依赖援助，重则经济崩溃、战火纷争、生灵涂炭。曾在60多个发展中国家从事了50年国际援助工作、曾任美国和平队志愿者和国别主任的迪西特在《外事服务月刊》上发表文章抨击美国援助政策，称“每个国家的发展取决于自身的文化、社会和政治特性，美国的援助不仅对于发展是无效的，还造成了许多国家的援助依赖。”

◆应对气候变化援助是美国口惠而实不至的典型案例。早在2009年举办的气候变化哥本哈根大会上，美国等发达国家就承诺，在2020年之前每年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至少1000亿美元气候援助资金，但此项承诺至今未能兑现，连资金到位期限也被推迟到2023年。其中，作为全球排放大户，美国带头“爽约”且表现最差。英国能源研究机构“碳简报”数据显示，按照历史碳排放份额计算，美国每年应提供399亿美元气候援助资金，但2020年只提供了76亿美元，仅占应分摊份额的19%，在23个相关发达国家中贡献最少。2021年，美国总统拜登承诺自当年起每年给予发展中国家114亿美元气候援助，但实际上，美国国会在2021年和2022年的相关拨款都只有区区10亿美元。对于发展中国家多次提出的气候赔偿问题，美国则带头回避。《华盛顿邮报》评称，美国长期拒绝在联合国气候谈判中作出财政承诺，就是担心自己要为数万亿美元的气候损害承担法律责任。国际气候行动网络全球政治战略主管哈尔吉特·辛格批评道，美国既没有同情心，也没有同理心。人们正在因为气候变化死去，而美国甚至不希望有一个财政支持系统来帮助他们。

◆美国援助时常附加损害受援国主权和尊严的苛刻条件，对受援国指手画脚，大肆干涉他国内政。成立于2004年的千年挑战公司是美国专业援助部门之一，以设定严苛的政治经济条件遴选受援国、提供大规模长周期的“援助组合包”而著称，迫使发展中国家为接受援助而不得不进行美国期待的各项改革。据其披露信息，截至2019年，该公司已批准了涉及29个国家的37个合作协议，总价值逾140亿美元。协议许多条款将美国法律凌驾于受援国法律之上，要求受援国必须达到政治改革、市场经济、民主化、人权等美国划定的标准，严重侵犯受援国主权，不断遭到发展中国家反对和抵制。

◆历史上，美国援助深受现实主义国家利益理论驱使，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实现本国利益的最大化。冷战时期，美国对外援助主要目标是遏制共产主义传播、巩固美国霸权。“9·11”事件后，援助目标转向全球反恐、保障美国安全。特朗普政府时期，美国倡导“美国优先”，美国援助深受民粹主义和保守主义影响，无视美国作为发达国家在缩小南北鸿沟等发展问题上的责任，一度退出气候变化《巴黎协定》和世界卫生组织，贸然减少甚至停止对重要多边机构的捐款，要求美国以外的其他国家承担更多责任，冲击国际发展合作。

◆美国援助本质上是维护其霸权地位的工具之一。美国借援助名义从发展中国家贪婪“吸血”，反哺美式金融霸权、粮食霸权、军事霸权、文化霸权。美国霸权离不开对发展中国家的巧取豪夺。

◆美国从未对发展中国家平等相待，而是以教师爷、救世主的姿态，高高在上、盛气凌人地施予援助，完全按照自己的标准划线，忽视其他国家的文化传统和现实条件。美国前总统尼克松承认，“美国在同世界各国相处时一个最常犯的毛病，就是倾向于用西方民主的标准去衡量所有国家的政府，用西欧的标准去衡量各国的文化。”瑞士学者、日内瓦高等发展研究院荣誉教授李斯特在其著作《发展史：从西方的起源到全球的信仰》中犀利地剖析美国援助的劣根性：“第四点计划”将美国霸权合法化，实质上是“反殖民的新帝国主义”，将西方化视为欠发达国家实现发展的唯一路径。这种建立在单一标准基础上的自以为是的援助，强制发展中国家削足适履，走上“他人的发展道路”，逐渐丧失自身认同和经济独立。

◆当前，美国不仅对其自私自利的援助意图不加掩饰，更是将援助推向大国博弈主战场。在近三年的美国总统预算案中，对外援助预算逐年上升，聚焦实现美战略和安全目标。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署长鲍尔称，“总统预算申请反映了发展和人道主义援助在推进美国全球利益方面的重要性，有关投资将为美国国家安全和经济发展带来丰厚回报。”美国国务院和USAID发布的《2022—2026财年联合战略规划》提出五大战略目标，包括恢复美国领导力、保护国家安全和经济安全、强化美式民主体制和人权价值观等，无不反映出援助以维护美国利益为首要目标。USAID署长史上首次被任命为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常任委员，凸显援助在推行美国国家安全战略中的重要作用。美国前国防部长詹姆斯·马蒂斯坦言：“美国的对外援助不是慈善，是对自身安全的战略投资。”《经济学人》一针见血地指出，USAID“没有任何利他主义的伪装”。曾任该机构首席创新官的奥尼尔称，USAID的目标是“促成更多的韩国和更少的朝鲜”。

◆美国一边在全球反恐，一边为达到其自身地缘战略意图扶植恐怖分子。2016年10月，“维基解密”公布文件显示，美国为了推翻利比亚的卡扎菲政权及叙利亚的阿萨德政府，向基地组织及“伊斯兰国”提供各种援助，并策动恐怖主义集团进行推翻叙利亚政府的军事行动。中东问题专家、中情局前分析员富勒称“美国是‘伊斯兰国’的主要创造者之一”。

◆美国反复标榜其作为世界第一大援助国的“贡献”，实则从未完全履行应当承担的国际责任。早在1970年，发达国家就做出了每年至少应将其国民总收入(GNI)的0.7%用于对外援助的承诺。然而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统计，自有记录以来，美国从未兑现这一承诺。从上世纪90年代至今，美国每年提供的官方发展援助仅占其GNI的0.1%至0.2%，远低于0.7%的承诺目标。2011年，联合国通过最不发达国家《伊斯坦布尔行动纲领》，发达国家承诺将GNI的0.15%至0.2%用于对最不发达国家援助，美国从未履行这一责任，其对最不发达国家的援助占GNI的比重长期低于0.1%。

亚博vip登陆美国一直以全球最大的对外援助国自居。但实际上，美国的对外援助从来都以实现美国利益最大化为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无视广大受援发展中国家的切实利益和长远发展，自私自利、傲慢自负、虚伪丑陋，肆意干涉他国内政、谋取私利，给世界和平与发展带来严重消极影响。

本报告以事实和数据为依据，从美国援助的动机、行径、效果和影响等方面入手，揭露美国援助的伪善本质及恶劣影响，充分证实美国打着援助旗号肆意妄为，维护单极霸权、扰乱国际发展秩序、破坏世界繁荣稳定的丑陋意图和严重危害。

◆美国忽视受援国国情和发展需要，以援助名义强推市场化和私有化。20世纪70至80年代，美国对发展中国家援助以受援国进行市场化和私有化结构调整为前提，借此达到经济目的。美国国际开发署就此制定公开政策，要求受援国必须把援助主要用于发展私营企业，不能用于公共投资。美国单边主导的援助，给众多发展中国家造成严重的“水土不服”，影响受援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生态和内生动力，加重债务负担，发展中国家纷纷呼吁“平等的发展权利”。

◆美国企图按照其价值观和政治制度改造他国，塑造世界秩序，以人权团体、职业协会、劳工组织、独立智库等为掩护，在多国推广所谓“民主”，扶植反对派政客和亲美势力，颠覆渗透合法政权。“阿拉伯之春”、格鲁吉亚“玫瑰革命”、乌克兰“橙色革命”、吉尔吉斯斯坦“郁金香革命”等背后都有美国的资助、策动甚至直接介入。

◆纵观美国70余年对外援助史，援助首要目标始终是服务美国自身利益、维护美国自身安全。促进全球减贫与发展等目标始终让位于美国战略目标，粉饰着美国援助真实意图。现实主义理论之父、美国政治学家汉斯·摩根索指出，“对外援助与外交、军事政策和宣传一样，都是国家的政治武器。”1966年，美国国际关系学家戴维·鲍德温发表《对外援助与美国对外政策》，明确指出“对外援助是国家权力的工具，援助国通过援助促使他国遵照其意愿行事”。

◆美国援助表现和质量向来不佳，效率低下、浪费严重、程序繁冗、利润回流已是公认的“美国特色”。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被发展中国家普遍评为最不愿意合作的机构。为了获得美国援助，受援国要经历繁杂冗长的程序，阅读厚达2000页的采购条款，通过无休止的批准和审核，然而获得的援助资金则大部分回流至美国手中。USAID曾公开承认，其大约80%的支出都花费在美国。全球第一大援助国背后是高昂的管理费、隐蔽的腐败和利益输送，是美国承包商奢侈的开销和派对狂欢，是美国专家顾问居住在贫穷国家最豪华的酒店、享受丰盛的西餐。早在20世纪90年代，关于USAID的腐败和存续问题就已在美国政界和学界引发激烈争议。1995年至2000年期间，该机构工作人员被削减了30%。

◆美国曾看中斯里兰卡邻近印度洋主航道中心线的关键战略位置，试图迫使斯政府与千年挑战公司签署协议。协议条款完全不符合斯里兰卡法律及当地社会、政治、经济状况，遭到斯政府坚决抵制。2020年11月，斯里兰卡总统拉贾帕克萨表示斯政府永远不会和美国签署该协议，“即使在梦中也不会签署”。2022年2月27日，在美国胁迫之下，尼泊尔议会批准实施尼美双方于2017年签署的“千年挑战计划”协议，引发尼国内朝野对抗，造成该国社会动荡。美国为推动协议获批，对尼“威逼利诱”，不仅设定最后期限，还明确表示若届时仍未通过，美方将撤销合作并重新审视与尼泊尔的关系。该协议包含侵犯尼国家主权的条款，明确规定协议一旦实施将优于尼当地法律、美方人员不受尼法律管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