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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毛泽东会晤时，由华侨学生担任翻译。一个细节打动了陈嘉庚：“南洋女学生来，无敬礼便坐，并参加谈话，绝无拘束。又一男学生来亦然。少顷集美学生陈必达来亦如是。”

1937年，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达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确立。陈嘉庚在新加坡组织了“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募集巨款，动员华侨组成“南洋华侨机工回国服务团”，担负起滇缅公路抗日军运任务。1939年，中国沿海重要出入口失守，华侨回国困难，不清楚国内状况。陈嘉庚于当年12月6日电函蒋介石，表示将组织“南洋华侨回国慰劳视察团”回国慰劳考察。

国际米兰官方网站1940年，全面抗战进入第四年。陈嘉庚带领“南洋华侨回国慰劳视察团”回国慰劳考察，时长达9个月，足迹遍布15个省份。其中，5月31日至6月8日，陈嘉庚在延安的访问和调研，成为他生命历程中的重要转折点。曾悲观认为“中国要转弱为强，必须再等半个世纪才有希望”的他，为何在短短9天的行程后作出了“中国的希望在延安”的结论？他在延安看到了什么，感受到了什么，以至于改变了他对中国未来的看法？

“60多年前嘉庚先生倡建博物馆，可见其前瞻性和创新精神。今天博物馆举办各种以‘侨’为主题的展览，讲好华侨故事，传承华侨优良传统，都是在用实际行动传承‘嘉庚精神’。”宁一表示。10年来，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一直致力于发挥博物馆的职能，通过展览陈列、社会教育、藏品研究、开发文创等途径，深入挖掘“嘉庚精神”的内涵，向公众讲述华侨华人的历史与文化。

这与陈嘉庚在重庆的待遇有天壤之别。国民政府为了招待他们这些回国华侨，花费巨大。陈嘉庚后来在回忆录中写道：“招待余等慰劳团，按费八万元……余问后至为不安……在平时尚不宜，况在抗战期间更觉不合……”延安看似简陋，实则勤俭的新作风，反而让重视勤俭节约的陈嘉庚倍感亲切。

其间，他听到、看到许多新鲜事：商店都是私人经营，政府不与民争利；县长民选；贪污五十元者革职，贪污五百元者枪毙……这些都在《南侨回忆录》中有所记录。

在9天的时间里，67岁的陈嘉庚不顾劳顿，不仅拜会了毛泽东、朱德，还与财政、公安、司法各界负责人多次交谈，参观了中国女子大学、抗大第三分校，走访了延安新市场、安塞铁工厂及印刷厂，接触了集美学校和厦门大学的校友以及归侨男女青年。

1940年3月，陈嘉庚率团一行50余人回国考察。其中，5月31日至6月8日的9天里，陈嘉庚去了延安。展览以这9天为主题脉络，以陈嘉庚的眼睛看延安，用他的文字记录延安。

在纪念意义之外，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还想借展览让更多人了解、学习陈嘉庚对外讲述中国故事的方式。在宁一看来，陈嘉庚是中国故事最好的讲述者之一。

1940年5月31日，陈嘉庚几经波折到达延安，开始了他的“西行漫记”。欢迎仪式在露天广场举行，没有奢华宴会，只有数千民众的欢声笑语和掌声。中共中央招待陈嘉庚时，隆重、热情又节俭，晚宴“仅一席设于门外露天，取一旧圆桌面置方桌上，已陈旧不甚光洁，乃用四张白纸遮盖以代桌巾，适风来被吹去即弃不用”。

著名缅甸爱国侨领徐四民曾回忆说：1940年12月15日，在仰光华侨举办的欢迎陈嘉庚大会上，陈嘉庚介绍了国内抗战形势，特别是延安团结一致打东洋，军民一家，吏治清廉的事实，指出“中国的希望在延安”，这给自己带来了强烈的震撼，影响了自己一生。

目前，“延安九日”展览已制作了流动展板，准备进社区、进校园讲述‘嘉庚精神’，巡展也已在筹备中。(完)(《中国新闻》报作者 尹李梅 报道)

展览中展出了马来西亚归侨李介夫在延安戴过的帽子、菲律宾归侨王唯真在延安时的画作、泰国归侨苏青在抗大学习时大队嘉奖的笔记本、缅甸归侨马兴惠撰写《欢迎南洋著名侨领陈嘉庚》的手稿等珍贵文物。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后，延安成为众多爱国青年向往的革命圣地。据统计，抗战后到延安的归侨青年就有600人。

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也与陈嘉庚有很深的渊源。1960年，陈嘉庚倡议在首都北京兴建一所更大规模的华侨博物院，并带头捐款50万元人民币。后来由于选址及历史原因，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建成后于2014年10月21日正式对公众开放。

近日，“延安九日——陈嘉庚先生诞辰150周年纪念特展”在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开展。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副馆长宁一，该展策展人、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展出服务部副主任闫媛媛以及副研究馆员罗佩玲接受《中国新闻》报记者采访，对以上问题给出自己的思考和答案。

在抗日军政大学，领袖与普通学生间的平等也让陈嘉庚印象深刻。“同朱君(朱德)乘车到第四军校，适学生在校前赛篮球，学生及观众均无行礼，有一学生向朱君大声呼曰，总司令来比赛一场，朱君即脱去外衣，与诸生共赛两场，其无阶级复如是。”

策展过程遇到了很多难题，这段历史一是少有实物史料，二是新闻报道寥寥。策展人员根据陈嘉庚在《南侨回忆录》中提及延安之行的内容，以及1940年5月31日前关于延安的文字和图片记录，为公众拼起他眼中的延安之貌。

民风淳朴的延安与共产党领导人给了陈嘉庚美好的印象，这一切使这位华侨领袖对延安充满了向往：“余观感之余，衷心无限兴奋，梦寐神驰，为我大中华民族庆祝也。”

在本次展览的展品中，有一份1940年7月从印尼巴达维亚(今雅加达)汇往重庆的特殊汇款单。收款人是慰劳团第一分团成员甘进德，汇款人是其家人甘振坤，汇款总额为“国币”700元。南洋华侨回国慰劳视察团回国期间，陈嘉庚要求慰劳团成员费用自备，并多次叮嘱团员们要节约、耐苦，所到之处尽量起居简单，膳宿费自理，不可多耗各处招待费。

“我们的展览有两条线，明线是以嘉庚先生的眼睛和文字记录看延安，而暗线是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工作和侨务工作开展情况。”闫媛媛表示，“嘉庚先生并不是突发奇想去延安的。张楚琨送的《西行漫记》，在重庆时叶剑英、林祖涵、董必武、邓颖超等中共重要领导人与其见面、洽谈等等一系列工作，都为他的延安之行埋下伏笔。”

“但此书是陈嘉庚返回南洋两三年之后根据回忆撰写的，有个别细节存在错误。”罗佩玲说，“因此，我们向《中国的希望在延安——陈嘉庚先生的1940》作者陈满意征询意见和指导，并查阅《南洋商报》《新华日报》《大公报》等海内外的报刊，以及嘉庚先生助手、翻译等的回忆文章，补充和完善了相关章节的内容。”

“民族复兴是陈嘉庚从始至终的愿望，在与中国共产党同行之前，他已在实业、教育等方面探索救国之道。他最初是将抗日的希望寄托于国民政府的。”宁一说，“但他为何在9天之后得出‘中国的希望在延安’的结论？通过这次展览，我们希望能够通过嘉庚先生的眼睛，帮助观众了解1940年在中共领导下延安在政治、经济、教育、文化、卫生和侨务工作等方面取得的成就，以及他亲身体验到的‘延安精神’。同时，我们也想通过陈嘉庚的视角来比较延安和重庆。当我们今天回顾这段历史时，不禁会问：中国共产党的胜利为什么是历史的必然？这个展览或许能够为我们提供一种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