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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俊甫举例说，如某地一起案件中，被告人曾五次被公安机关行政拘留，但均未实际执行。最高法提出，应当尽快改变对低龄未成年人专门矫治机构力量薄弱的局面，加快专门学校建设，逐步推动建立独立的少年司法系统，让实施了严重危害社会行为但尚未构成刑事犯罪的未成年人得到应有的矫治教育。

抽样统计表明，近年来审理的性侵害未成年人案件中，近三成是利用网络聊天工具结识后，对被害人进行线上“隔空猥亵”或者线下强奸。

于蒙指出，许多案件反映出，在出现校园欺凌或学生厌学逃学、不良交友等不良行为时，学校未能及时发现、预防和干预，导致学生滑向犯罪或者被侵害。最高法提出，从严从早处理校园欺凌。

最高法民一庭副庭长蔡金芳结合统计数据指出，未成年人违法犯罪形势依然严峻，校园暴力问题不容忽视。近三年来，未成年人违法犯罪数量总体呈上升趋势，2021年至2023年，人民法院共审结未成年人犯罪案件73178件，判处未成年人罪犯98426人，占同期全部刑事罪犯的2%至2.5%。

蔡金芳表示，审判既要成为对失足未成年人惩戒处罚的公堂，又应作为挽救教育的课堂。处罚上坚持“宽容但不纵容”，对于主观恶性深、危害严重、特别是屡教不改的，该惩处的依法惩处，发挥警示教育作用，还被害人以公平，示社会以公道。

于蒙表示，对此，在各类案件审理中发现存在校园欺凌问题的，要积极进行协调处理，避免发展成恶性案件，并积极联动家庭、学校、社会和政府，健全完善预防校园欺凌联动工作机制。“未成年人校园欺凌、沉迷网络、暴力犯罪等问题，涉及家庭、学校、网络等多方因素，要以司法保护促推家庭保护、学校保护、社会保护、网络保护、政府保护协同发力，共同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最高法民一庭“少年审判工作办公室”法官赵俊甫介绍，截至目前，人民法院共审结4件4人12至14周岁杀人、重伤害追究刑责案，犯罪人被依法判处10至15年有期徒刑。问题孩子的出现既有家庭原因也有社会原因，是多种因素综合影响的结果。对此，在审理婚姻家事、侵权等案件时，要注重强化监护责任和教育引导工作，引导父母依法履行监护职责。

司法实践发现，对“问题少年”的教育矫治程序虚化，导致大量未成年人违法后处于无人无力监管、矫治落空状态，以致往往反复实施违法行为，最终造成恶果、构成犯罪。

赵俊甫称，2023年全国法院受理组织未成年人进行违反治安管理活动罪的案件1205件，较2020年增长5.28倍。其中未成年人被组织在酒吧、歌厅从事有偿陪侍的占绝大多数，反映相关经营场所违反未成年人保护法的行为未受到有效监管和及时查处。

最高法发布的数据显示，未成年人违法犯罪形势依然严峻，侵害妇女儿童犯罪行为呈上升趋势，涉网络犯罪问题突出，家庭监护缺失问题突出。最高法提出要突出问题导向，标本兼治解决新情况新问题。

开元游戏16日，最高人民法院通报法院依法维护妇女儿童合法权益的工作情况，截至目前，人民法院共审结4件4人12至14周岁杀人、重伤害追究刑责案，犯罪人被依法判处10至15年有期徒刑。

最高法提出，针对未成年人犯罪问题，做实标本兼治、惩防并举。法院对未成年人犯罪坚持贯彻“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和“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积极采取适合未成年人身心特点的审判方式。

最高法民一庭“少年审判工作办公室”法官于蒙分析，未成年人实施抢劫、盗窃、暴力伤害犯罪的，有近六成曾长期沉迷网络，未成年人受网络不良信息影响产生犯罪动机占比较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