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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济桥位于郑州北四环外的惠济村，是郑州最古老的石拱桥，始建于隋唐，至今已有1000多年的历史。惠济桥正是建于通济渠之上，既是隋唐大运河通济渠上的珍贵遗存，也是古城郑州千年变迁的重要见证。

2018年起，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和开封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对开封北宋州桥遗址进行发掘。经考古工作者持续努力，州桥遗址的真容已完全显露，其中最夺人眼球的莫过于河道两侧的石壁，石壁上祥瑞图案与《东京梦华录》记载完全一致，可谓历史照进现实。

如今展示的含嘉仓160号仓窖于1972年发掘清理，是含嘉仓迄今发现的最完整、储量最大的仓窖遗存。该仓窖现存大半窖的黑色炭化谷子，还出土有一块铭砖和少量灰瓦、铁器、瓷器残片等遗物。

滑县如何更好地延续运河文脉？近年来，滑县利用道口街区内的历史建筑先后建立了运河历史文化展馆、同和裕银号旧址展馆、古镇民俗展馆等公益性展示场馆，使博大精深的运河文化得到了系统展示和有效传播。

走进一个仓窖内，建筑基址、仓窖、夯土台基、排水路便映入眼帘。据了解，隋唐时代的粮仓是地下仓储式，所有仓窖都是口大底小，是当时广泛使用的一种粮仓制式。

仓窖坑底采用硬质木板拼接平铺，周壁采用竖向木板由下而上拼合固定而成，同时在窖口周边均匀地设置多个柱础用于设立木柱，窖底中心设中柱，用木椽连接，地面以上做圆形伞状窖顶，然后可能用苇席铺底，用谷草、草拌泥围墙搭顶，用来防热防潮、防霉防虫等。

惠济桥是一座由青石雕砌而成的三孔拱桥，东西走向，长40余米，宽约5米，桥两侧共有18根石栏杆，每根栏杆顶部皆“蹲”着一只姿态各异的小狮子，或威严，或嬉戏，或滚绣球，惟妙惟肖，十分精美。

永利真人在线注册一首《长相思·汴水流》，绵绵运河水，将白居易的相思之情，从中原带到了江南。流的是水，传的是情，连接的是中原与江南，更是当时的政治中心与经济中心，这便是唐宋时期以洛阳、开封为中心的汴河水运。

由于黄河与御河之间并不通航，从黄河来的漕船过黄河后卸船，需经过陆运转运至黎阳仓，再装船入御河，向北运往华北的边境地区。

与此同时，通过实施运河河道清淤工程，关停污染企业、提升水质；统筹环境管理和遗产巡护，使文物本体得到有效保护；实施绿化、亮化和美化运河工程，重现河道景观；通过西湖、大运河森林公园提质等大运河生态涵养工程实施使运河文化带面貌焕然一新。

如今，大运河滑县段已形成北有运河森林公园堆青织翠，南有西湖波光涌金叠银，西有特色农业园区演示四季风华，东连繁华市井、辐辏人烟，一幅大美运河人文风光画卷正徐徐展开。

此段现存原生态古河道8240米、古码头9座、古城墙3000余米、历史街区古建筑1000余间，丰富的历史遗存见证了昔日航运的繁荣。

张择端在《清明上河图》中细腻生动地描绘了当时的东京城一隅，画卷中长达1/3的画面描摹的是汴河两岸的繁盛情景，汴河就是宋代大运河的最重要一段。

提及安阳道口，你一定会想起美味的道口烧鸡。但是你知道吗？紧邻大运河的道口，在明清时期则是豫北重镇，往来商贾云集，贸易兴盛，被人称为“小天津”。

位于道口的大运河滑县段是中国大运河的重要组成部分。这里古称白沟，最早修建于公元204年，隋朝时期成为大运河永济渠段，明代改称卫河并沿用至今，曾持续通航1800年，是华北平原上连通南北的重要通道。

作为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核心示范区起步区的第一批重点工程，汴河遗址公园是展现大运河文化的重要承载地，其以惠济桥为核心，以南北向通济渠故道为轴线，通过运河遗址展示、历史场景模拟、运河文化体验、博物展览馆等方式，重点围绕漕运规划、运河仓储、隋唐古都等文化主题，深入阐释大运河中华文明发展演进中的重要作用。

2025年，第十一届中国花卉博览会举办权花落郑州，本届花博会选址隋唐大运河通济渠遗址，这也是我国唯一汇聚“黄河文明”“运河文化”“中原历史”的文化核心区域，这将是花博会和世界文化遗产的“初遇”。

含嘉仓始建于隋大业元年(公元605年)，是隋唐洛阳城之内的皇家粮仓，沿用至宋代。考古勘探结果显示，完整的含嘉仓城南北长725米，东西宽615米，总面积约45万平方米，有400余座仓窖，每座仓窖储粮约50万斤，总储粮量约2.5亿斤。目前已探知仓窖287座。

北宋之所以定都开封，在很大程度上是和汴河漕运分不开的。北宋灭亡之后，中原成为宋金两国对峙的前线，汴河得不到疏浚，很快断流，开封也没有了往日繁华。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汴河通，开封兴。汴河废，开封衰”。

回洛仓始建于隋炀帝大业年间(公元7世纪初)，是隋炀帝在洛阳设置的“国家粮仓”。仓城设有东西两个仓窖区，各由十字形道路将其分为4个独立的存储区。根据仓窖分布规律推算，整个仓城约有700座仓窖，每座仓窖储粮约50万斤，总储粮量约3.55亿斤，目前已探出仓窖220座。

“河南自古以来就是农业大省，特别是大运河开凿以来，物资流通更为便利，所以古代建造国家大型粮仓多选择于此。”洛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原院长史家珍曾表示，“这些粮仓遗址的考古发掘，为研究中原地区早期国家的粮食管理、赋税制度、仓储建筑构造以及大运河文化等，都具有重要的参考佐证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