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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随着大科学时代来临，基础研究中科学问题的复杂性、系统性越来越高，科研活动的规模化、组织化程度越来越高，迫切需要加强制度保障和政策引导，通过有组织推进战略导向的体系化基础研究、前沿导向的探索性基础研究、市场导向的应用性基础研究，推动基础研究实现高质量发展。

完善使命导向的研究所评价。在评价指标设计中，更加突出院属研究所在组织承担国家重大科技任务、开展重大原创研究以及人才队伍建设、创新生态、组织管理等方面的进展和成效。强化评价结果运用，坚持择优择重、奖优罚劣，以评价“指挥棒”引导研究所更好聚焦主责主业。

一是策划组织好大任务。围绕支撑发展力、保障生存力、增强引领力，重点聚焦“卡脖子”问题突出的领域、事关国家安全的重大领域，以及重要科学前沿和未来技术方向，持续策划凝练和组织实施重大科技任务。通过重大任务牵引，不断调整科研布局，优化创新资源配置，产出重大创新成果。

健全人才分类评价机制。结合从事不同类型科研活动人才特点，按基础科学研究、技术科学研究、工程技术研究、科技支撑保障4类开展人才分类评价试点，支持院属单位结合实际探索分类评价机制，实现“破四唯”与“立新标”并举，营造有利于人才成长和发挥作用的制度环境。

在选题机制上，将聚焦国家战略需求背后最紧急最紧迫的科学原理问题和世界科学前沿的重大科技难题，扎实做好战略研究和前瞻谋划，加强与重点区域和领军企业合作选题，制定并更新重大需求和前沿问题选题清单，鼓励开展高风险、高价值基础研究，加快实现基础研究从“在干什么”“想干什么”向“该干什么”转变。

三是集聚整合好大团队。围绕大任务、大平台，组织院内优势力量，开展跨单位、跨领域、跨学科“大兵团”作战。同时，主动联合国家创新体系中的其他主体，积极探索需求对接、优势互补的协同攻关模式，打通从基础研究、技术攻关、中试验证到应用推广的创新链条，探索企业“出题”、共同“答题”的融通创新模式。

二是充分利用好大平台。随着科学研究不断向极宏观拓展、向极微观深入、向极端条件迈进、向极综合交叉发力，科研任务的复杂度和系统性不断增强，迫切需要发挥重大创新平台的关键支撑作用。我们将充分用好中国科学院建设运行的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国家科学数据中心、野外科学观测台站等各类科技基础条件平台，大力开展高水平科研仪器自主研发，助力高水平成果产出。

一是紧扣国家长远发展的战略需求和当前紧迫需求，以自然科学和工程科技领域博士研究生为重点，自主培养一大批基础宽厚、专业精深、创新活跃，具有家国情怀和国际竞争力的拔尖创新人才。

二是加强人才培养、学科布局与重大任务部署协同联动，以任务带学科，以学科育人才，建立完善学科专业快速响应机制，以及研究生招生指标调整与重大任务部署实施的协同机制。

问：《决定》提出，“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中国科学院在深化综合改革、科教融合育人方面将采取哪些举措？

答：中国科学院集科研院所、学部、教育机构于一体，有基础、有条件探索新形势下协同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工作的新思路新模式新举措。

三是坚持问题导向，打破“分段式”培养的界限，突出贯通式培养，强化研究式教学和个性化培养，促进“科”与“教”双向融通，努力实现“科”“教”全链条、全要素、全主体深度融合。

下一步，我们将以抢占科技制高点为核心任务，进一步全面深化科研院所改革，持续调整优化定位和布局，打造一支勇于担当、能打硬仗的国家战略人才力量，努力产出一批关键性、原创性、引领性重大科技成果，解决一批影响制约国家发展全局和长远利益的重大科技问题，充分发挥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骨干引领作用。

《决定》提出，“完善国家实验室体系，优化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科技领军企业定位和布局”。这要求我们根据各类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特点和优势，实行差异化定位，在明确职能分工的基础上进一步强化协同合作，推动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的提升。

在管理方式上，将依托重点实验室等创新平台，加强基础研究经费、项目、人才等各类创新资源的一体化配置和协调联动，打造高水平基础研究“特区”。同时，逐步提高对高水平基础研究机构和团队的稳定支持力度，并加强对投入绩效的监管，引导和支持科研人员“十年磨一剑”。

答：《决定》提出，“优化重大科技创新组织机制，统筹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推动科技创新力量、要素配置、人才队伍体系化、建制化、协同化”。这些部署要求我们更好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集中优势力量打赢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

中国科学院具有学科领域全、创新链条全、保障体系全的体系化优势和成建制、有组织、高水平的科技人才队伍，有利于充分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下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

天发娱乐入口官网新京报讯（记者俞金旻 郭懿萌）8月31日是吴孟超院士诞辰102周年纪念日，吴孟超生前所在的海军军医大学第三附属医院首次开放了他的办公室。吴孟超院士生前办公室。新京报记者 俞金旻 摄在海医大三院门诊大厅二楼，一条不起眼的走廊里，一间没有挂牌的办公室仿佛被按下了时间的暂停键。朴素的装修，简单的办公家具，老式日历永远停在2021年5月22日，那是吴孟超离去的日子。进门的衣架上挂着一件干净整洁的白大褂，衣襟上板正地别着一枚党徽，党徽正下方的蓝色夹子夹着一个胸牌：“东方肝胆外科医院，0001号，吴孟超，主任医师、教授、院长。”这位胸牌上慈祥的长者：中国肝脏外科开拓者和主要创始人、中国肝胆外科之父、这家举世闻名的医院的创建者和医院院长，自2000年7月开始，在这个办公室度过了19载。吴孟超院士的学生，海军军医大学第三附属医院教授沈锋告诉新京报记者，办公室现在的样子和老师在世时一模一样。办公桌玻璃板下压着的吴孟超随手写下的小纸条，抽屉里密密麻麻写满字的小笔记本，书柜里摆放的书籍和来不及回复的患者来信，挂在墙上的患者和学生赠送的书法和绘画作品，都在讲述着当年的故事。吴孟超院士生前办公桌。新京报记者 俞金旻 摄办公桌侧边柜上，一摞摞材料、一个个文件盒占据大半。工作，几乎是吴孟超生前全部的生活。写字台上叠放着数本年代久远的影集，一张张拍摄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黑白老照片，记录了我国早期医疗工作者珍贵的影像资料。1958年，吴孟超带领“三人攻关小组”从解剖肝脏、制作标本开始，在异常艰苦的条件下开启了中国人向肝脏外科进军的步伐。168个肝脏腐蚀标本及肝脏固定标本凝练出了“五叶四段”肝脏解剖学理论，成为中国肝脏外科解剖学重要里程碑。从医77载，吴孟超坚持整理患者病例。每一个典型患者的病例，他张贴病灶照片、手写标注患者信息和病理情况，用密封条小心保存。1960年成功完成我国第一台肝癌手术，1963年突破“中肝叶切除”的世界手术禁区，1975年切除世界最大肝海绵状血管瘤，1983年创新提出肝癌“二期手术”概念从而攻克原发性巨块型肝癌治疗的世界性难题……通过厚厚的数本病历相册，一位国之大医的成长历程可窥一斑。吴孟超院士生前手术组专用拖鞋。新京报记者 俞金旻 摄墙角的纸箱里放着吴孟超生前的生活用品。其中一双特殊的旧拖鞋引起人们注意：两只拖鞋不一样，右边的上面被剪开了。这是吴孟超做手术时穿的专用拖鞋。很多人都知道，常年紧握手术刀导致吴孟超的手指关节严重变形，成了“最契合手术钳的形状”；然而只有少数亲人和同事才知道，由于手术中他长时间站立，脚趾常年用力抓地，右边第二个脚趾头习惯于压在大脚趾上，天长日久，右边脚趾已无法并拢，不得不穿“特制”拖鞋。在这里，他热情接待病人，兴致昂扬地和同行、弟子无私分享自己的经验，办公室的灯经常亮到深夜。沈锋教授说：“现在，办公室的灯不再亮了，但他已经点亮了我们每个人心中的灯。”编辑 甘浩校对 刘军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对深化科技体制改革作出一系列部署。

答：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世界科技强国竞争，比拼的是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既是一个国家科技实力的重要体现，也是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维护国家安全的重要战略支撑。加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建设，是加快提升我国科技实力、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必然要求。

近年来，中国科学院制定并深入实施“基础研究十条”，积极推动使命驱动的建制化基础研究。围绕《决定》部署要求，中国科学院将立足自身优势，抓好贯彻落实。

在组织模式上，将以重大任务为牵引，以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等为依托，集中优势力量开展协同攻关。同时，继续加大力度遴选和支持一批有潜力、敢创新的基础研究领域优秀青年团队，给予较大力度、较长周期的稳定支持，提供相对宽松的科研环境，促进重大原创成果产出和拔尖青年人才脱颖而出。

答：科技评价体系改革是深化科技体制机制改革的重要内容，是激发科技人员创新活力潜力、构建良好科研生态的重要途径。中国科学院将加快健全符合科研活动规律的分类评价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