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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祥遍至口合本续》的出土有很大偶然性。在宁夏贺兰县拜寺沟原有一座西夏时期的古塔，即拜寺沟西夏方塔。1990年11月28日，一群不法分子为偷盗文物，炸毁了方塔。次年8月10日至9月7日，宁夏文物考古所对方塔废墟进行清理发掘，发现了《吉祥遍至口合本续》。一同出土的还有其纲要《吉祥遍至口合本续科文》，以及两部解释性著作《吉祥遍至口合本续之广义文》《吉祥遍至口合本续之解生喜解补》，四种文献皆为活字本文献。

段玉泉：讲这个问题之前，我想交代一下，讲这个题目最合适的专家应该是牛达生和孙昌盛两位先生，他们是这一文献的亲历者和研究者。下面要讲的很多观点来自于他们的研究。

2002年，《吉祥遍至口合本续》被国家文物局定为首批禁止出国(境)展览的64件文物之一。同年，它又被国家档案局列为第一批《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的48件文献之一。

泛亚体育最新版app印刷术是中华民族对人类文明发展的重要贡献。1991年在宁夏回族自治区贺兰县拜寺沟方塔中出土的文化遗产——西夏文佛经《吉祥遍至口合本续》(又作《吉祥遍至口和本续》)，是唯一经国家权威部门鉴定的辽宋夏金时期的木活字版印本，也是世界上现存最早的木活字版印本，它以实物的形式将中国木活字的发明和使用时间从元代提早到宋代。如今，它以“镇馆之宝”之一的身份陈列于中国国家版本馆。

《吉祥遍至口合本续》原书共五卷，目前能见到的是第三、四、五卷，加上《科文》一卷、《广义文》(下半)一卷、《解补》第一、二、三、五卷，这就是通常所说的九卷。理论上，同在一座塔内的这部文献应该是完整的，现在还缺少了几卷，至少《本续》前两卷就不知所踪，甚至连残片都没有出现。不知道是被炸废殆尽，还是被偷盗分子带走而没有追回。

段玉泉：《吉祥遍至口合本续》这部古籍之所以被国家文物局列入《首批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目录》，是因为它的价值。其中最主要的价值还是其在活字印刷史上的价值和地位，毕竟这是世界上现存最早的木活字印本实物，而且是保存较完整的一套包括经典、科文(大纲)、解释性著作在内的木活字印本实物，尤为难得。

如今，这九册文献全部移交给国家版本馆，其保存和保护条件远胜于地方，定能得到更好更有效的保护。我们也希望，或可通过数字化的方式，让它能为更多读者知晓、为研究者所用。(完)

学术界曾提出，衡量活字本一个最主要的标准，是看字有无倒置的现象。有倒字、横字就是活字本。但这不应该看成是活字本判定的必要条件，毕竟印刷品如果出现倒字、横字等现象，都是严重的印刷失误，应视为不合格的印刷品。

不过，最近出现的西夏泥活字印本中偶尔也会出现字与字之间或行间有印痕的现象，但相对于《吉祥遍至口合本续》，未见有较长的印痕。除印痕之外，木活字与泥活字还是有显著差别的，这主要表现在笔画上，因材质不同，泥活字笔画钝拙、变形较多、交笔不直、欠工整；木活字笔画流畅、笔锋棱角分明、字体较为工整。

1996年11月，《吉祥遍至口合本续》经文化部(现文化和旅游部)鉴定为木活字印本，是迄今世界上发现的最早木活字印本实物。

其次，《吉祥遍至口合本续》以西夏文字为主，夹杂着部分汉字页码，用活字印刷技术印刷译自吐蕃的佛教文献，将西夏文化(西夏字)、吐蕃文化(藏传佛典)和中原文化(活字印刷术、汉字)三种文化完美地结合在一起，是中国古代各族人民相互学习、相互影响、共同创造人类文化成果的历史见证，是宋夏时期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在传承经典、文化创作方面的真实再现。

三是版式方面。首先，板框栏线交角处缺口较大，版心行线与上下栏线不衔接、留有缺口。其次，随意改变版式。《本续》卷五第35页，以一栏线代替书口，左右版面各增加一行，改全书每半页10行的版式为每半页11行。再次，字与字之间多不相交、相触。当然也有一些特殊情况，书中有一些合文相交的情况，即将两个字符合刻在一个字丁上，这主要出现在版心的页码上。

《吉祥遍至口合本续》还有一个明显特征，不少页面残留隔行竹片的印痕。元代王祯(1271年—1368年)在介绍木活字印刷流程时，讲到“造板木作印盔，削竹片为行”“排字作行，削成竹片夹之”，这些隔行的竹片如果处理不好，印刷时便会留有不成行的印痕。正是因为不少页面偶尔会出现这些印痕，学术界据此将其断定为木活字印本。

在活字印刷史上，铅活字发明之前，先后经历了泥活字、木活字、铜活字等，毕昇发明的泥活字，比德国人约翰内斯·古腾堡的铅活字印刷术早约400年，这是中国对人类文明史的重要贡献。然而由于种种原因，一直未见早期的泥活字实物。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欧洲学界对活字发明的研究一直是围绕着古腾堡等人展开，而对中国宋代毕昇丝毫未提及。直到1925年，美国汉学家卡特在《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和它的西传》(The invention of printing in China and its spread westward)一书中，才详细介绍了中国的雕版印刷及其西传进程，并在最后一章全面介绍了《梦溪笔谈》关于毕昇泥活字的记载，以及元代王祯的木活字技术，也提到了伯希和在敦煌石窟中发现的一套回鹘文木活字。不过，卡特也提出，毕昇的活字始终未曾广为流行，到元代与欧洲发生密切接触之前，几乎完全被人置于脑后。

段玉泉：最初判断一部文献是雕版印刷还是活字印刷可能有些困难，但是随着大量西夏文献的刊布，我们发现西夏文活字本文献数量不少，而且几乎一眼就能看出。事实上，在宁夏档案馆也保存了数卷活字本《大方广佛华严经》，只不过那是元代的活字本。大量的活字本文献的出现，说明活字印刷自宋元以来已经是非常成熟的印刷技术。

对考古学、西夏学、佛学、藏学、图书史、文献学、文化史等具有重要研究价值的《吉祥遍至口合本续》，是如何出土被世人所了解的？为何说其将木活字的发明和使用时间从元代提早到宋代？近日，宁夏大学西夏学研究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出土西夏字书整理研究及语料库建设”项目主持人段玉泉接受中新社“东西问”专访，就此予以解读。

段玉泉，宁夏大学民族与历史学院、西夏学研究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理事、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会理事。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出土西夏字书整理研究及语料库建设”首席专家，入选宁夏哲学社会科学领军人才。主要从事西夏语言文字、文献研究。

同时，如果结合敦煌发现的元代回鹘文木活字资料，可以发现，从西夏到元代，活字印刷术已经在丝绸之路沿线应用开来，并由汉文推广到表意的西夏文字、再到表音的回鹘文字。活字印刷技术沿丝绸之路向西方传播就有了非常清晰的脉络。

可以说，《吉祥遍至口合本续》以及同期的泥活字《维摩诘所说经》的出土，以实物资料证实了毕昇关于活字印刷的发明并非“完全为人置于脑后”，而是实实在在地应用于西夏文献的印刷。这不仅丰富了活字印本的版本学内容，也为古代活字印刷技艺研究提供了早期的实物资料。

二是字形方面，文字或正或斜、字体大小不一、笔画有粗有细、同一页面相同之文字风格迥异，甚至还有部分倒字现象。前四者都与刻工有关，同样一个字符，不同刻工刻出的字丁，或正体或斜体、笔画粗细、文字大小皆有差别。倒字现象，据学术界统计，出现有八处，有的在文献正文之内，更多出现在版心页码上，主要为汉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