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到这些话,我们当然不是回复“我给你安排一下”。我想,除了考虑安乐死的可能性,首先该问,怎么样能让你的生活更有意义一些?让他们感到在生命的尾巴上,生活还能很丰富。
一贯平静而谦逊的张爷爷,这样谈到他和幸福晚年老年公寓护工的关系:“在这儿所有的人里,我对护工的态度最好。不是我自吹。我从来不要求护工做任何事。我从来不提要求。……”
葛玫:我感觉我生育的时候体验了很好的照料。我住院很久,护士们很有效率、很专业,但也没让我感到他们很“赶”,而是会花时间来问问我需要什么、我舒服吗?做得快并不是问题,需要的是有弹性,有必要就慢下来,我认为只要有充足的人力,是可以做到的。
一天下午,一位坐在坐便椅上的爷爷排泄了。过了漫长的几分钟,一位护工注意到气味,戴着口罩和手套走了过来。老人比护工高一个头,所以两人都费了老大力气才让他靠稳在墙上,然后护工取出便盆来更换。从他脸上加深的皱纹可以看出,显然他为这事感到难受。他向她道歉,并一再感谢她,而她责备他道谢,说这是她的工作。
我希望住进一个社区,有好的医疗服务,如果我需要疼痛管理,我能获得。有足够多在意我的人围绕着我,与我分享一些智识上的兴趣。
葛玫:“死亡”的问题在我的提问列表里。(关于“渴望死亡”)我有一个邻居也这样说。她大约九十岁了。我想,当一个人失去了自己的伴侣、朋友,是容易感到累和乏味的。
葛玫:很多老人的退休金并不高,几乎不能覆盖护理的费用。我认为无论是托幼还是老年护理,无论在哪个国家,都应有国家和社会的额外投入,因为它们的顾客是挣不到钱的婴儿、收入不会增长的老年人,本身并不是高利润的产业。为这些产业找更多资源是很大挑战。
多数的时间,养老院的老人们愿意坐在自己的沙发上,互相聊天,一起看电视,但他们也需要去打水、走进浴室,(护工可以做的)大都是一些很小的事,但是很有意义。
葛玫:张爷爷总是在老年公寓里看报,他是一个很特别的人物,我很幸运才遇到他。他有知识分子的气质,又对身边人各自的麻烦怀有充分的理解。他明白,要求的少一点,对大家都好,他在努力让护工轻松点、让女儿轻松一点,这是出于同情。
我觉得社会护理更理想一些,如果护工和老人是来自同一社区的,住的很近,他们能保持长久一些的关系——即便护工不从事这个工作了,他们还能联系上。这样的话,双方都会觉得花心思去经营一段关系是值得的。我在书中写道,如果护理员和老人都待得久,护理员能主动调整在一起的工作安排,做一些创新,老人之间也会形成一种类似社区的关系。不过随着科技进步,我相信其他的模式也有希望。
我不是为了让我的女儿未来照顾我,才生下她。我们可以把家庭想象成一个更大的存在,她需要作为家的一部分去照顾它、照顾不同的人,但并不对我个人负责任。她不必成为未来唯一一个我能倚靠的人。
澎湃新闻:看你写根据传统文化,父母以“仁”来应对儿女之“孝”,老人们为了“仁”而搬入养老院。我想到了两个人互相鞠躬的画面。他们都想要鞠得比对方更低,结果鞠起躬没个完。
一位医院护工描述她的工作方法是:“老年人怎么做的,我就怎么做。她慢点,我也慢点。”对护工来说,关注能量更高的时间投入,不是体现在加快工作节奏,而是放慢节奏、停顿和停下。
我也要经常猜他们需要什么。有时去祖父母家里,我能感受到哪些需要搞、哪里要清洁一下,还有就是,我们原先不习惯在肢体上很亲密。到他们晚年我才开始与他们协商,让我越过这种身体的界限(去触碰他们身体)。
葛玫:这个问题很有趣,我之前只在中国进行过长时间的民族志研究。反思了我自己的家庭,也和我的好朋友聊了聊。我的家庭比较偏向德国传统,强调人要独立。所以,对于我的祖父母来说,请工人来家里修个什么很容易,但开口让别人来帮他们处理自己身体的事,比如剪个指甲或者帮着洗澡,还是很不容易的。我想,人一辈子都在自己照料自己的身体,到晚年要别人来做,是很大的变化。
当食堂饭菜的质量开始下降时,她(注:指护工杜女士)会拿出藏在房间里的食物,加上在附近菜市场买的菜,用一个小电灶烧给大家吃。然而,几周后我再碰见她时,她问起我是否知道有其他养老院招人。她坦言已经两个月没领到工资了。结果,她开始减少为别人烧饭的量,把更多精力放在照顾她带过来一起住的孙女身上。
但如果没有做到,很多家有老人、病人、孩子的人就无法参与工作,经济体变得不好运转。(注:书中写道:“对于养老院投资的讨论,只计算了入住费用减去运营成本的净利润。它没有考虑到为家属腾出照护时间,从而提高了经济生产力这块的价值”。)
葛玫:那么如果可以花钱请人来照顾你,你会感到更舒适吗?如果我可以负担,我愿意支付一些费用,让享受这份工作的人来照顾我。我遇到过有的人享受这份工作(注:指护工杜女士),在人的生命尽头给他们尊严,是很有价值的。
葛玫:作为一个外国人,在大学里读到中国传统的时候,感到非常新鲜,它填补了我思想观念上的空白。这种思想是可以在人与人的关系中实践的,切近于日常生活。
(2013年9月,田野调查开始之前)母亲转到神经康复科后,父亲和我开始商量照护计划。他还在全职工作,我的两个姐妹也是,所以我本想持续推迟实地考察工作。父亲反对我这样做,要我去中国,说他们会解决的。
然而,张爷爷说他“只想要亲情”。我不是他的家人,无法提供。我想,人生有一些部分只能是悲剧的。不过也不知道,也许我离开后,他就有机会与家人们在一起更久了。
护工要做很多搬运工作,很多是个头很小的女性,而要被搬运的是很沉重的身体。她们的日常很乏味。在医院里,有一些病人和家属对他们态度很差,她们却不能态度差。作为外地来的工人,可选择的其他工作是建筑工或者开个小店,都是很艰难的活。
澎湃新闻:在中国,受到“孝道”影响,我们倾向于更相信老年人,一旦发现他们不可信,会比较受伤,所以会有“不是老人变坏,而是坏人变老”这种特别的说法。你觉得,到了现代社会,中国“敬老”的传统还能延续下去吗?
他仿佛豁达地说,这本残疾证让他可以免费坐公交。但这遭到了与他坐一起的其他老人“驳斥”:这没意义,他现在无法离开养老院,也就没有必要坐公交。
我希望住进一个房子,大家各有各的厨房,但又近得可以分享各种东西、互相照顾、互相倚靠。即便我病得下不来床了,我还处在各种与人的关系之中。仍然有人来与我说话,我还能对群体发挥作用。
张爷爷与女儿的关系很复杂,他因为被打成“右派”入狱,女儿小时候不在她身边,后来女儿“插队”去,也不在他身边。所以出于一种互惠的关系,他可能觉得自己给的不多,也不能要很多。有历史的因素在里面。很多上了年纪的中国人都明白年轻人与他们当年的处境不一样。
葛玫:有意思。我开始做这个研究的时候,确实以为会和很多愤怒的老年人交谈,他们可能谈到自己被家人遗弃、说家人没有尽到责任。我感到很惊讶,这种情况很少。
不过,如果我要我女儿来看望我,她说“不来”,我也不会很生气。我会说“好吧,下周再来”。我希望她可以说“不”,我理解她有别的事要忙。
葛玫:也许可以表达感谢,因为老一辈人受的苦,你有了你现在的人生;我听到了一些老人聊起,他们经受这些,是为了儿女们有更好的生活。这种代际连接在中国是更强的,至少对于我采访过的老人们来说,他们需要回馈。
在这个老龄化社会,“今天你可能风华正茂,但是你早晚都会遇到。”胡泳说,世界上只有四种人:曾经是照护者的人,现在是照护者的人,即将成为照护者的人,以及需要照护者的人。
全球网赌十大平台近日,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胡泳在一篇自述中提到,母亲今年85岁,患有重度阿尔茨海默症。在50多岁的年纪,他变成了一名“全天候护理人员”:制作软质食物;喂饭;清理地板痰渍……
在书中,她也会描写一种“身体承载的历史”,进而描述老人晚年的心境:住在同一家养老院的唐叔叔热心地给她推荐各种受访对象。唐叔叔右手残疾,他的残疾证放在夹克的内袋里,由一根长棉线与衣服连接着。“火车。”他解释自己的残疾是在工作中遭遇事故。
葛玫(Rose K. Keimig)曾长时间地身处一群被照护者之中。2013年起,她作为耶鲁大学医学人类学博士候选人,在中国昆明的一些养老院进行田野调查。调查持续了13个月,她看到了衰老不可避免的残酷,残酷之外,老人们有自己的内心世界,那却是很多人所不知晓的。
葛玫:我想,这个问题应该有很多中国国内学者做过好的研究。不过,就我来说,我觉得理解“尊重”概念很重要,如何尊重一个不能与你沟通的人?婴儿护理也是类似:即便他们不能和你说话,你仍要在做一件事之前告诉他们,要总是很注意他们的反应。
现在他们(指张爷爷的女儿与女婿)自己也退休了,有了孙子孙女。他们每个礼拜天来看他,待不到一个小时。他盼望他们能待久一点,待一整天,但“不敢”叫他们这样。
我个人会把老年人等同于自己,他们与我们没有什么不同,也没有特别高人一等的地方。有的同龄人对我很好,有的想利用我,我想,他们到老也是一样。老年人只是人生经验更多。我尊敬别人的人生经验。
在《谁住进了养老院》里,除了讨论葛玫所了解的中国文化观念,这本书还涉及当儿女与当护工,各有各的难,以及人生最后可能因无聊和病痛而经历的“慢性死亡”等问题。
澎湃新闻:你的书里提了张爷爷不敢对儿女提出要求,即便他心有期望。他也不对护工提要求。中国读者一定很好奇:外国的老年人会更直接地表达自己的愿望吗?
将自己的需求和欲望最小化,是老人们应对亲子关系失衡的策略之一。策略之二,是为孩子提供无形资源,以代替有形资源。例如,张爷爷觉得,主动搬进养老院是给予女儿真正想要的东西——时间、金钱、空间和自由。他力所能及地维持了亲子关系的和谐,或至少是感觉上的和谐。
葛玫:你如何照顾一个人,和你将得到怎么样的照顾,我想确实是有联系的。孩子是从父母如何照顾自己来学习自己应该怎么照顾别人。
当你老了,要依赖别人,一个很重要的需求是仍然感到自己被当做一个“人”来尊重,即便不能动了、不能说话了。这大概是最重要的护工要遵守的伦理吧。
葛玫:张爷爷和他的护工郭先生之间的关系很亲近,但张爷爷仍然无法与他建立家人之间的情感联系。我想这是搬进养老院的弊端,身边的护工不仅是收费的,而且是暂时的、经常在这里打工的时间很短,很难复制一种家庭关系。
葛玫会与人聊起死亡。有时是老人主动对她谈起,不止一个老人问她能否买来安眠药。马阿姨曾对葛玫哭道:“我希望池塘里的水再深点,我就能淹死在里面了。”
近年来,市场经济观念将“互惠原则”重新定义为“理性计算的平等交换原则”,然而当代老年人由于之前挣的工资非常低,无法采取这种交换。此外,居住空间缩小、子代收入提高、孙代减少都阻碍了多代同居,切断了这条老父母为家庭做出贡献的主要途径。尤其是残疾和无法自理的父母,无法参与到代际交换中,只能作为受惠方,这就增加了他们的内疚感和负债感。
2023年,她把研究发现集结在著作《谁住进了养老院》(Growing Old in a New China)中出版。如今,照护者的声音逐渐被听到,我们或许还可以抓紧时间悉心聆听那些被照护者的,在他们仍然能沟通和对话之时——老后,他们究竟希望被怎样看待和对待?
葛玫:我写到了一个老人(李奶奶),她是我写到的最轻松快乐的人。但她的故事里包括日军袭击中姐姐被活埋死去、后来她又遭遇了政治运动。她丈夫遇到了车祸,没能送进对的医院(注:书中描述,李奶奶的丈夫髋骨骨折治疗不当,导致瘫痪)。
葛玫还带着对于“仁”“孝”的好奇,与老人们论及“孝”,他们的反应比她之前的预期要谦让许多:一位受访的张爷爷说,他自己是坚持要住进养老院的,还劝说儿女们不要太在意“孝”。张爷爷内心很渴望陪伴,却“不敢”有很多要求。
他们也许只是需要有人关注他们的身心健康。那么,如果他们需要疼痛管理,就要给他们提供,或者他们需要的是一个朋友、或者一只小狗,或者其他。
葛玫:我最近常思考这一问题。我今年四十岁,可以预想还能独立地生活三十年,希望如此。对于三十年以后发生的事,我可以理想主义一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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