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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年初，冼星海经拜卡达莫夫推荐，前往科斯塔奈市音乐馆担任音乐指导。1945年，在一次赴偏远山村的巡回演出中，冼星海染上肺炎，后病逝于莫斯科。

“在举目无亲、贫病交加之际，哈萨克音乐家拜卡达莫夫接纳了他，为他提供了一个温暖的家。”2013年9月7日，习近平主席在哈萨克斯坦纳扎尔巴耶夫大学发表题为《弘扬人民友谊 共创美好未来》的重要演讲时，讲述了这段感人故事。

摩登5开户“80多年前，中哈两位音乐家冼星海和拜卡达莫夫在阿拉木图相识相知，结下了跨越国界的兄弟情谊。”在赴阿斯塔纳对哈萨克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国家主席习近平2日在哈萨克斯坦媒体发表的署名文章《同心笃行 续写中哈关系新篇章》中写道。

在阿拉木图，冼星海创作了《民族解放》《神圣之战》《满江红》等著名音乐作品，并根据哈萨克民族英雄阿曼盖尔德的事迹创作出交响诗《阿曼盖尔德》，激励人们为抗击法西斯而战，受到当地人民广泛欢迎。

哈萨克斯坦阿斯塔纳国际大学校长谢里克·伊尔萨利耶夫告诉记者，那场交流活动直接推动了该校与中国高校的合作。“人文领域合作是两国关系的基础，青年交流决定两国友好的未来，这正是我们的努力方向。”

“冼星海在哈萨克斯坦时期与家人失去了联系，他一直希望我父亲能帮他找到自己的妻子、女儿和母亲。”拜卡达莫娃说，冼星海去世后，拜卡达莫夫一家没有忘记他的托付，努力通过多种渠道寻找他的家人。

“我和妮娜有相似的命运，因为战争，我在很小的年纪就与父亲分开了。”阿里斯兰诺娃一边讲述着，一边用手帕擦拭眼泪：“冼星海把对自己女儿的爱都给了我，这份父爱让我幸福，也让我感到歉疚。”

当时参与组织这一观影活动的哈萨克斯坦青年努拉利对记者说，他和朋友们都被冼星海与拜卡达莫夫之间的伟大友情深深打动，“如果哈中两国年轻人间能有越来越多这样的亲密联系，我们将一起拥有‘黄金未来’”。

拜卡达莫娃说，父亲将冼星海安置在自己姐姐家中。艰难岁月中，他们的生活也很困难，食物都是凭票供应，家里面积又不大，但一家人给了冼星海家一样的温暖。“家里人都叫他黄训，父亲把他当朋友、当亲人”。

“父亲和冼星海的故事已成为哈中深厚友谊的象征，也成为两国人民之间友好往来的例证”，拜卡达莫夫的女儿巴德尔甘·拜卡达莫娃日前在阿拉木图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说。

多年来，两个家庭保持着紧密联系。在阿里斯兰诺娃眼中，“妮娜就是我最亲近的人，最亲近的妹妹。我们虽然距离遥远，但是我们的心很近。”

时光不语，情谊长存。如今，《黄河大合唱》《阿曼盖尔德》的旋律仍常常在中哈两国奏响，两位音乐家的故事口口相传，让两国青年感叹于两国传统友谊的深厚，立志书写更多友好的动人篇章。

2019年上映的中哈合拍电影《音乐家》，开篇就还原了一个真实的场景：在人头攒动的机场，两位女士相互拥抱，泪流满面，却说不出一句话……她们是冼星海的女儿冼妮娜和拜卡达莫夫的外甥女卡拉姆卡斯·阿里斯兰诺娃，那是两人第一次见面，这段中哈友谊得以在下一代延续。

战火纷飞的年代，中国音乐家冼星海在举目无亲的阿拉木图，偶遇哈萨克斯坦音乐家巴赫德让·拜卡达莫夫。语言不通的两位音乐家惺惺相惜，成为至交。

数千公里外，在冼星海的祖籍地中国广州番禺，有一条“冼星海和拜卡达莫夫友谊之路”。路边饰有红色音符，似在琴键间飞扬舞动，一旁，拜卡达莫夫和冼星海的半身雕像并肩而立。广州市番禺博物馆馆长胥雪松告诉记者，当地人对冼星海和拜卡达莫夫这段友谊佳话耳熟能详。

音乐，就是拜卡达莫夫和冼星海的共同语言。“冼星海对我们的民间音乐非常感兴趣”，拜卡达莫娃说，父亲常常哼唱哈萨克民歌、弹奏冬不拉，冼星海用小提琴伴奏。“冼星海会把听到的旋律记录下来，与我父亲一起探讨。”拜卡达莫娃说。

2019年，在阿斯塔纳、北京和冼星海的出生地澳门，举行了一次特殊的联合观影活动。来自哈萨克斯坦阿斯塔纳国际大学、清华大学和澳门大学等学校的年轻学子视频连线、共同观看了影片《音乐家》。

“中国音乐家冼星海同哈萨克斯坦音乐家拜卡达莫夫的感人故事被搬上荧幕”——2022年9月，习近平主席对哈萨克斯坦进行国事访问前夕在《哈萨克斯坦真理报》发表署名文章，再度提到这段中哈友谊。

阿里斯兰诺娃是拜卡达莫夫姐姐的孩子，当年冼星海正是住在她的家中。“冼星海来的时候，我只有五六岁。他在我们家住了大约一年半的时间。”阿里斯兰诺娃老人曾向新华社记者回忆。

“那是一个冬日，父亲在阿拉木图街头看到一个瘦瘦的、衣衫单薄的年轻人，坐在小小的手提箱上，抱着小提琴。”“虽语言不通，但他看出这位年轻人遭遇了困难，正需要帮助，于是他拉起年轻人的手，拿起箱子，把他带回了家。”

拜卡达莫娃回忆说，父亲后来从报纸上看到中国著名音乐家冼星海(又名黄训)逝世的消息，这才知道原来自己所认识的“黄训”就是冼星海。“失去了自己亲爱的朋友，父亲感到很沉痛。”

1940年5月，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冼星海从延安前往苏联，为纪录片《延安与八路军》进行后期制作。1941年受战争影响，影片制作陷入停顿，冼星海回国受阻。1942年底，冼星海辗转来到阿拉木图，依然找不到回国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