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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西方的经典会不断被翻译为中文，中国的经典也会被一代又一代西方学者翻译成不同语言的著作。因为经典是经历了思想、时间洗礼过的作品，只有了解文明的源头，才能更好了解今天不同的文明。

熊林：Philosophy(哲学)的前半部分“Philo”意为热爱，后半部分“sophy”意为智慧。据说第一次使用这个词语的人是古希腊哲学家毕达哥拉斯。毕达哥拉斯认为，唯有神才是智慧的，而人只能是追求智慧，热爱智慧。

孔子一生述而不作，苏格拉底也没有留下自己撰写的作品。孔子的思想主要体现在孔子门人及再传弟子集结成的《论语》中。苏格拉底的思想也主要记载于柏拉图笔下以苏格拉底为主人公的对话中。

而苏格拉底的学生柏拉图进一步发展了苏格拉底的思想。所以有观点认为“整个西方哲学史不过是柏拉图思想的注脚”。柏拉图的弟子亚里士多德更是在西方成了百科全书式的人物。他们三人所开启的理性主义的道路，深刻影响了后来的西方哲学。

孔子与苏格拉底都是自身思想的实践者，而非单纯的理论家。孔子一生周游列国，形容自己“累累若(如)丧家之犬(狗)”，那是因为孔子希望能践行自己的思想、实现自己的理想。苏格拉底更是在实践自己思想的过程中坦然赴死。

6年过去，我已经完成并交稿23部柏拉图的作品，出版了16部17册。但现在看来，要完成《柏拉图全集》的翻译，十年时间肯定不够。翻译不只是语言的转换，而是携带自己的世界，与作者的世界进行相遇，是情感的投入和一定意义上的生命交付，体现着译者的创造性。

“轴心时代”的古希腊哲学三贤为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人们也常常把他们同中国先秦儒家的孔子、孟子、荀子进行类比。

翻译《柏拉图全集》不仅要看希腊文原文，还要参考、利用过去两百多年来全世界多个语种对柏拉图作品的翻译、研究成果。除了西方对柏拉图著作的编辑校勘在推进之外，东西方不同时代的译者对柏拉图作品的理解也有所不同，所以最后他们诉诸自己的文字、表达成的思想也有所不同。而这些作品本身也是东西方文明交流互鉴的见证与缩影。

哲学一词传入中国时，人们理所应当地认为中国也有哲学，并将中国传统思想以一种哲学的方式进行梳理、解读和讨论，如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冯友兰《中国哲学史》等。但也有人质疑古代中国是否真的有哲学。一种观念就认为，既然哲学一词是舶来词，那么这一词传入中国前，中国无哲学。

从哲学的角度看，唯有人是有历史的，因为唯有人是向着未来筹划自己的生活的。人类要朝着未来走去，所以人类的过往才会成为一面镜子。我们重视古典学，是因为我们重视世界文明的源头。这也让首届世界古典学大会——一场让东西方回到文明源头进行互鉴的对话，具有更加重要的意义。(完)

熊林：虽然亚里士多德说苏格拉底是第一个“寻求普遍”和“试图下定义”的人，但罗马的西塞罗则认为，苏格拉底首先把哲学从天上召唤到人间，迫使哲学思考个人和城邦的善与恶。后一种评价，实际上是说苏格拉底将早期哲学家对自然的关注，转为了对人的生活和社会的关注，也可以理解为从早期的自然哲学转向了实践哲学。

孔子作为儒家思想的开启者，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定下了儒家的基调，注重对人精神层面的反思，以及对由人所构成的社会的反思。

孔子与苏格拉底有何共通之处？二者如何深远影响了东西方哲学的“底色”？对古典学经典作品的翻译、研究，如何促进东西方文明互鉴？受邀出席首届世界古典学大会的四川大学哲学系系主任、希汉对照《柏拉图全集》译者熊林教授日前接受中新社“东西问”独家专访，对此进行解读。

2018年受中国商务印书馆所邀，我计划用十年时间，以权威精校的古希腊文本(牛津古典本)为底本，翻译出版希汉对照的《柏拉图全集》。希汉对照《柏拉图全集》涵盖柏拉图现存所有作品，包括九个四联剧(36部)和一部伪作。

中新社记者：您从2018年开始重译《柏拉图全集》，目前已进展到哪一步？对古典学经典作品的翻译、研究，如何促进东西方文明互鉴？

熊林：从19世纪开始，德语世界、英语世界、法语世界等着手系统整理柏拉图的古希腊文原著，并将之译为相应的现代语言，出版了大量的单行本和全集本。早在清末民国初年，中国学者就开始译介柏拉图的作品。

熊林：德国思想家卡尔·雅斯贝尔斯在《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一书中提出了“轴心时代”这一说法，用以指称公元前800年至公元前200年间同时出现在中国、西方和印度等地区的文化突破现象。

事实上，一种观念由谁提出来、来自哪里，与这种观念所具有的内容和蕴含的意义是两回事。重要的是我们愿不愿意拥抱这种观念，它成不成为我们自身生活的一部分。

免费体育app下载“如果苏格拉底遇见孔子，他们会有怎样的对话？”是海外社交媒体上一个有趣的话题。希腊学者赫里斯托斯·卡夫德拉尼斯甚至著有《当苏格拉底遇上孔子：希腊与中国思想家的跨时空对话》一书。

只要今天中国人以一种哲学的方式进行思考，那中国就是有哲学的。只要我们用一种哲学的方法和精神去看中国历史上的经典，那么这些经典在我们的视野中就会以哲学的方式显现。

熊林(溥林)，四川大学社会科学研究处处长、四川大学哲学系系主任。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哲学博士，香港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所访问学者，德国海德堡大学神学院访问学者，兼任中国教育部高等学校哲学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华全国外国哲学史学会常务理事、四川省社科联副主席、四川省哲学学会会长。目前主要研究方向：古希腊哲学、德国哲学。

汉语原本并无“哲学”一词，只有“哲”“学”二字。19世纪晚期，日本学者西周经过思考和取舍，最终将philosophy一词译为“哲学”。后来“哲学”一词传入中国，沿用至今。

中国哲学一开始就更偏重于伦理学和实践哲学，儒家思想也是如此。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曾表示，先秦诸子百家虽然各有不同，但是目的都是为了“治”，为了国家的治理、为了社会的治理，当然也包括对人的治理。

在希腊，哲学经历了两个阶段。一个阶段是问“这个世界从哪里来，我从哪里来”，我们将其称为宇宙论。另一个阶段是由巴门尼德等发端，到苏格拉底形成的一种思考和发问方式，即问“是什么，是怎样”，以及对这种思考和发问方式自身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