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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形色色的人们涌入夜间公园，有前来直播的理发师、下班晚的互联网公司员工、到上海没多久的沪漂族……被问及24小时开放后的感受，游客们体验不尽相同，但“方便”和“放松”是他们口中的高频词。

上海市绿化市容局局长邓建平4月24日做客“2024上海民生访谈”时表示，上海今年将再推动黄浦、浦东等9个区的30座公园成为“24小时公园”，“要尊重实际，根据公园自身特点及周边环境制定‘一园一策’后再开。”

2020年与2024年，姜炎鹏两次前往上海徐汇滨江绿地调研，观察到目前存在的城市绿地与商业建筑的共处问题。他认为，公园在发展过程中新建的建筑，特别是叠加的商业性设施，不应该是永久性的。

已近深夜12点，在闵行文化公园，尽管灯光十分昏暗，保安魏勇还是隔着树林发现了一名在垂钓的游客。直到看见游客收拾东西打算离开时，魏勇才放松下来，说了一句：“谢谢配合。”这天，公园已24小时开放了近一个月。

而公园开放之前，是一个需求如何落地的故事：公园从拆除围墙，到延时开放，再到最后全天开放，一个个环节背后面临争议与讨论，如何消减夜间的安全风险、平衡公园延时开放与邻里生活安宁……如今的“一园一策”计划，是一次次调研与磋商的结果。

“新进来的家人们点点赞，谢谢！下面一首歌曲送给大家。”两部手机、一个三脚架、一瓶矿泉水、一个麦克风、一个声卡和许多凌乱的数据线，是李俊杰在公园内简单搭建的“直播间”，常有来来回回的路人“闯入”。

徐家汇公园建于2000年，全天候免费开放，是闹市中的一片巨大绿肺，周边居民休憩玩乐的好去处。即使是深夜，公园也不缺来客。

4月1日，闵行文化公园正式实行24小时开放。在“人民城市议事厅”上被讨论过的环湖区域，21:00后实施封闭养护，不对游客开放。

市绿化和市容管理局数据显示，截至2022年底，上海在册城市公园438座，其中255座全天开放，新入册的城市公园一律延长开放。至2024年4月，城市公园数量上升至477座，有335座实现24小时开放，占比70.23%。

“现下的公园管理折射出城市治理的缩影，”参与1月闵行文化公园开放大讨论的上海理工大学教授赵欣向澎湃新闻记者表示。她认为，城市建设与每一名市民的生活息息相关，市民有权利提出所需，即使改变的只是一平米、一分钟，也仍旧值得郑重相待。

为防止游客在封闭时段闯入环湖区域，公园在环湖区域中设置了多个智能红外监控。若是有游客闯入，监控会发出声音，对游客进行告诫。同时也会调度附近巡逻的保安赶到现场，以确保游客的安全。

徐家汇公园占地面积8.47公顷，相较而言，世纪公园的面积是它的16倍，也是上海最大的城市公园，这些年在逐步扩大开放程度，至今年4月18日，初试24小时开放。

一对情侣在运动场旁的休息区域内热身。两人都在时常加班的互联网公司工作，下班后有时会一起运动散心。他们告诉澎湃新闻，这段私人时间对他们来说非常宝贵，有时十一二点他才能下班回家，会来公园里转几圈，放松一下心情。

公园入口处除了保安值守，还有五块硕大的告示牌。四块并排陈列，写的是公园文明游园公约（试行）、关于公园草坪开放计划的告示、关于实行24小时开放的通知和文明旅游告示。一块告示牌被固定在公园铁丝网上，罗列着游览公园时的14项“禁令”，包括“请勿携带宠物”“请勿使用扩音设备”等。

徐家汇公园的保安董强还提到，“有时候有些喝酒的人躺在椅子上，这种情况我们肯定是要劝一劝的，万一晚上降温了，游客睡着后出事情怎么办？”

24小时开放试运行当日，晚上9点多，他的同事通过监控看到了有游客在六区的水域边钓鱼，李秀全收到通报后赶往湖区，劝离两位蹲在芦苇荡边的年轻人，用手机拍下两人提着箱子离开的背影，发到群里跟进情况。

譬如在世纪公园，临湖区域梦湖桥畔在晚上十点后禁止进入，由人工放置的低矮小型围栏阻隔，封闭区域主要是密林区、镜天湖与鸟岛。

他想起在国外公园遇到的流动小车，小车的后备厢摊开就可以卖咖啡，它的周边有很多可移动的椅桌，在阳光底下，有人独自阅读，有人三两聊天，喝着咖啡。“设施是为公园服务，为人群做配套的，可以引入一些小的、临时性的服务。”但对于是否引入商铺及小商业区块的问题，目前大多公园处于谨慎状态。

4月18日世纪公园的监测数据显示，新举措实施后公园新增的8小时开放时段中，进入公园的市民游客为80人次。其中，22时至23时进入的人数为58人。

不过围栏是否完全拦得住？也需要靠游客的配合。对于夜间封闭区域，世纪公园安保负责人王岳表示：“小的围栏只是起到告知作用。”澎湃新闻记者走访发现，这部分区域不像开放区域照明完备，或对公园游客也是一种提醒。

据《解放日报》报道，试点期间，闵行区绿化市容部门通过客流量监测系统和口头访问、问卷调查等方式，对闵行文化公园周边有使用公园需求的人群，以及每天18时后进入公园的人群特征进行“画像”，为公园完善配套服务和延长开放的程度持续提供决策依据。

对于公园的未来发展，姜炎鹏认为，要做更精细化的梳理，突破传统的设计和思维模式，“比如中山公园的游乐设施，像碰碰车、旋转木马，还是七八十年代的设施。”他认为，公共空间的建设，可以纳入更多功能，例如年轻人的街舞表演场地、小孩子的滑板区域、老年人的移动茶位等。

这一话题在某社交媒体平台上有1.6亿浏览量。越来越多人关注、喜欢并走进公园——对城市来说，它们是钢筋水泥森林中小小的自然岛屿。

极跃体育电脑版下载2024年是甲辰龙年，不少夫妇都想在龙年生下“龙宝宝”。近日，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审理了一起诈骗案，一对夫妇为求“龙子”，相信“大师”，花四万余元作法事，却未如愿，最终“大师”因诈骗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八个月，缓刑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八千元。信“大师”作法事求“龙子” 7月23日，新京报记者从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了解到，2023年7月，何先生偶然看到一个讲解生肖运势的视频，点进主页后，发现视频发布者自称中国道教协会成员、中国佛教皈依三宝俗家弟子，佛道双修，道号“青松”，法号“妙心”，自幼钻研玄学文化，对易经命理、风水面相均有研究，还精通中医药学。 何先生遂感叹大师“真乃神人也”，私信对方添加联系方式后，询问能否帮助其生个龙年出生的男孩，且要求孩子出众、富贵、平安。大师称可以帮助何先生向“上方老师”求子，但何先生夫妇身边有“婴灵”，何太太又命犯太岁，难度不低，需要排队。求子心切的何先生赶忙按照大师的吩咐将“功德金”献上，之后大师又说何先生家的祖坟风水有问题，需要作法摆供，并要求何先生本人到祖坟上拔除杂草，何先生一一照做，妻子却始终未能怀上“龙子”。 2023年8月，何先生夫妇到医院做试管婴儿，又拜托大师继续为其作法、摆阵，按照大师开的药方吃药调理，多管齐下，何太太终于怀上了“龙子”。但没过几天，孩子测出没有胎心，何先生妻子需终止妊娠。 何先生纳闷，自己严格依照大师的指示行事，又作了那么多的法事，为何仍未保住“龙子”？大师认为是何先生夫妇疑心太重，不够诚心，才没能保住孩子，只要何先生夫妇调整心态，继续作法事，就一定能喜提“龙子”。 2024年5月，眼看龙年即将过半，花费了四万余元作尽法事还是没能怀上“龙子”，何先生感觉自己被骗了，于是向公安机关报案。 “佛道双修”的“大师”认罪认罚公安机关经侦查后发现，大师原名魏某，日常以打零工为生，收取的四万余元钱款已被其花完。到案后，民警询问其中国道教协会成员的身份，魏某辩称自己的“中国道教协会证书”是某次去河南的一个庙里烧香，庙中和尚与其攀谈后，认为两人有缘，便给魏某发了一个证书，后在民警的教育下，魏某承认了自己诈骗的犯罪事实。 通州区人民法院经审理后认为，魏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虚构事实，骗取他人财物，数额较大，其行为已构成诈骗罪。鉴于魏某具有赔偿被害人经济损失并获得谅解等情节，最终以诈骗罪判处被告人魏某有期徒刑八个月，缓刑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八千元。 宣判后，被告人魏某表示认罪认罚，不上诉。法官提示，传统文化不等于封建迷信，封建迷信罔顾科学逻辑，让人相信通过一些特定手段即可为自己带来巨大的利好。大家应仔细甄别封建迷信，更不要轻信网络上的“神人大师”，避免被不法分子利用，导致财产损失。新京报记者 吴淋姝 编辑 甘浩 校对 李立军法庭里，被告们西装革履，拎着公文包陆续落座。邓雅然则一脸稚嫩，她穿着T恤，背着双肩包，刚从北京匆匆赶到上海。作为北京大学的法律硕士，邓雅然平时的课业并不算轻松，为了来上海，她不得不和辅导员请假。 去年夏天，邓雅然诉星巴克案在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立案。起因是邓雅然的同学发现，买了星巴克预付卡，却不能直接清零账户里的余额，除非继续充值。邓雅然在网上查资料时发现，很多消费者跟她们有同样的困扰，但一直未能得到解决。 邓雅然和同学将这家公司告上法庭，她们的诉求与赔偿无关，“只是觉得不合理”，她们想要推动星巴克预付卡消费模式变化。 近年来，高校学生诉大公司的案件频频登上热搜。上海迪士尼无法自带食物案、快递私自代签案、上海国拍行拍卖收手续费案、一次性筷子强制收费案、会员无法跳广告案……1000多名在校大学生自发参与社会公共事件，站上法庭当起了原告。有人成功推动了大公司的改变，也有人未能立案成功。 在这些递交给法院的起诉书背后，是一项发起于2012年，面向法学生的比赛——“小城杯公益之星创意诉讼大赛”。在这里，法学生们沿着课堂，往前又走了一步。第九届“小城杯”比赛时，王洁莹被邀请前往开幕式致辞。受访者供图 “进入社会闯一闯” 2019年，邓雅然是上海外国语大学的大三学生，就读国际政治专业。一次刷手机时，她看到了学校法学院的微信推送的“华政学子诉迪士尼案”，因上海迪士尼禁止旅客自带饮食，华东政法大学的一名法学生将其告上法庭，案件最终以迪士尼公司改善条款收尾。 “原来在校大学生，也能用自己的力量去改变社会上存在的一些不公平。”邓雅然内心非常震撼，彼时已经对法学产生兴趣的她，在心里埋下了一颗种子。考上北京大学的法律硕士之后，邓雅然决定和同学组队参加“小城杯”。她们翻阅了过往参赛的项目，发现普遍性、公益性是比赛看重的内容。 此时，恰好一位团队成员在消费时遇到了“问题”——她是星巴克“铁粉”，在家乡广东使用星巴克App购买星巴克预付卡“星礼卡”时，剩下19元，却找不到退款渠道。她想先充值再用掉余额，然而到了充值界面，却发现充值金额必须是100的倍数。在这样的设定下，卡内始终存有余额。向客服咨询退卡，对方表示，星巴克将收取余额2%的手续费，最低收取20元。 这名同学还去线下店铺询问，发现有的店铺可以在消费付款时叠加这一支付方式，从而清零，有的店铺则不行，而总公司对此并无规定。通过线上客服的告知，队员们发现这一线上充值规定在星巴克App的星礼卡章程上，但该章程阅读入口较为隐蔽。 “这合理吗？”四名成员开始在北京等地进行试验，想要确认是否有线上清零卡内余额的渠道。她们走访了三家星巴克门店，分别在学校附近、购物中心内部、办公楼楼下。邓雅然说，这样的选择，是想确保各个门店不会因为使用场景不同而有不同的规定。 在和星巴克交涉的过程中，邓雅然等人首先做了取证，交谈时需要录音留存，但她们跟每位店员交涉时，都对店员的画像做了保护，“这是大公司的事情，我们不希望因此影响到一个毫无决策力的店员。” 而线上的取证，她们像正常客户一样去询问“星礼卡”使用有关事项，“我们没有披露是为了取证，如果披露的话，客服应该也不太可能配合我们。” 作为法学生，她们知道证据的重要性，但不知道如何“固定证据”。邓雅然和同学向学院老师请教，才得知，曾经课堂上讲述的“固定线上证据”，真正处理起来需要格外小心——自己录制视频或截图取证，存在一定风险，法院不一定认可，证据真实性受到质疑的风险会更高一些。固定证据比较常用的方法是公证和使用第三方存证平台，这样能加强证据的真实性，她们选择了后者。 最终，她们调查发现“星礼卡”无法退取余额这一情况不止出现在广东，而是全国多地都有。而且通过网络检索，她们发现大量星礼卡消费者针对类似问题进行了投诉，但最终都因高昂的诉讼或仲裁成本而止步。 四名同学决定借着参赛的契机，向星巴克提起诉讼。最初她们考虑到在北京上学，试图在北京互联网法院起诉，但因为管辖问题被驳回了。书本里的一两句话，在她们的奔波中得以验证。 2023年6月19日，案件在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立案。邓雅然坦言，如果不是参与比赛，她和同学们并不会去做这样一件事。而现在既然有机会，她们决定进入社会闯一闯，去探索权利的边界。 “我是原告”得知学生们两地奔波，指导律师帮她们向法院申请线上开庭。但考虑到案件的公益价值，法官还是希望原被告双方线下见面，互相交换证据。团队为了节省开支，每次都由邓雅然独自前往上海。而剩下三名成员则在幕后帮助她搜集各种资料来佐证观点。她们的诉求是，“星巴克履行合理提示义务，对星礼卡章程中争议解决条款加粗加黑；取消退卡需收取手续费的条款；允许消费者按照所需，自行设定充值金额。” 就像职场剧里的情节一样，代表星巴克方出场的有公司高管、高级法务，还有外包的律师团队，所有人都西装革履，邓雅然背着双肩包站在他们旁边，显得格格不入。在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双方在法官的协调下调解了两次。所有人都知道邓雅然的学生身份，但没有人轻视。“我们的顺利，其实和星巴克方的积极态度有关系。”邓雅然说，调解过程中，星巴克方的高管们态度很好，说希望了解消费者视角下的消费规则，并表示将整改。第一次调解后，邓雅然回到北京，和同学们商量着如果星巴克有了整改，可以接受和解并撤诉。那一年的7月15日，星巴克公司更新了星礼卡章程，根据她们的建议，对争议解决条款加粗加黑，并将星礼卡章程与平台须知一同附在购买同意事项内。同年11月6日，邓雅然和同学们还发现，星巴克预付卡充值时的金额可以自定义了，并且可以精确到小数点后一位，同时退卡规则中也删除了退卡手续费最低20元的条款，退卡手续费从原来的卡内余额的2%减少至1.5%。 最终在去年决赛之前，双方就达成了和解，队员们选择了撤诉。最终这个案件在当年的比赛中，获得了二等奖。 “是否进入庭审，并不是比赛最看重的部分，关键是真的引发了改变。”“小城杯”比赛由吴辰发起，他是小城律师事务所的创始人。他说，很多案件在调解阶段就顺利解决了问题，这些隐藏在大众生活中的不公平，成功得到了改善。第九届“小城杯”比赛领奖现场，邓雅然和同学组队诉星巴克的案子最终获得二等奖。受访者供图 “培养有同理心的法律人” 2008年，吴辰创办小城律师事务所。在实践中，他发现了法学生们的不足，刚毕业的他们来到律所，连写一份文书、起草一份合同，都磕磕绊绊，难以直接上手工作，“到了2012年，我们恰好碰到了人才青黄不接的阶段。” 模拟法庭、辩论赛，是校园里最常见的法学生活动，他们以课堂理论体系为主，始终在模拟一种思辨现场，“我们是不是可以提前一点到学校教育中去发现实践型、复合型的人才，符合我们法律实务规律的人才。”吴辰说。 “是不是有可能让青年法学生在法律人格塑造阶段，就能明白责任意味着什么？”他希望能有一个活动去激发法学生们的同理心，让一定程度上更有维权能力的法学生拿起法律武器去争取权利。 就此，“小城杯”比赛应运而生，一个让学生们去发现身边容易被忽视的不平等，从而捍卫自己和公众权利的法学实践开始诞生。为了鼓励学生们的积极性，“小城杯”设立了奖金，通过海选、初赛、决赛，鼓励学生有意识地关注生活中遇到的不公平的小事。评委来自司法局的领导、律协的律师、高校法学院的教授等。 2012年的第一届比赛，吴辰在华东政法大学借了一间教室，黑板上写几个大字，比赛就开始了。参与的学生很少，学校老师们找了几个人，零零散散凑了六支队伍，在学校民法专业老师的专门指导下进行了比赛。“拉人拼凑的游击队伍一样。”华东政法大学文伯书院党总支书记寿新宝回忆，他也是比赛最初的发起人之一。那一年，只有一个立案成功的团队。 吴辰说，最初几年，有的法官会觉得学生们是在闹着玩儿。“面对新事物，法院也需要一个接受的过程。”这在他看来可以理解，基层法官的考核和结案率挂钩，期限内不结案就会影响考核，小案子能少收就少收。 2015年，人民法院改革案件受理制度，“立案审查制”改成“立案登记制”，之后成功立案的学生明显多了。 很多在校法学生走进了法院，成为了原告。一群小小的“蚂蚁”，试图撼动国企、上市公司等“大象”。 因丰巢未经同意收取快递柜逾期保管费1元，上海大学法学院在读研究生将深圳市丰巢科技有限公司诉至法院；有学生因购买视频会员后，仍然无法跳过广告，而起诉爱奇艺；也有学生下载一篇7元的文献，却发现至少要充值50元，起诉知网…… “这一类案子起诉标的金额不大，就几块钱或几十块钱，主要是要求对方改善原来的不合理状态。”吴辰认为，“小城杯”最大的意义是，“我要为人们鼓而呼，理直气壮地坐在原告席上，用我所学的法律知识去争取权利。” 带着法学精神参与社会公共事务 真正将比赛推至出圈的，是华东政法大学大三学生王洁莹等人诉迪士尼案。 2019年1月，王洁莹与另外三位同学一起组成团队，报名参加了“小城杯”诉讼大赛。恰好一名身边的同学刚去过迪士尼乐园，提到安检时被工作人员翻包并禁止携带食物入园，她们决定以此参赛。 随后，王洁莹独自前往迪士尼乐园进行体验，果然在安检时，遇到了同样的情况。她在现场拨打了市民热线和消费者投诉热线，但问题都没有得到解决。之后，她们将迪士尼诉至法院。 只有真正走上了诉讼，才知道成为专业律师的不易。“华政学子诉迪士尼案”指导律师袁丽说，团队最初提交的立案材料写得有点问题，在网上立案平台提交材料时，未被受理。袁丽建议她们去现场，因为现场可以沟通，也可以手动更改诉状。而后，团队又专程赶往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的立案大厅窗口，递上纸质材料，依然没有被当场受理。 当天，法院的一位庭长跟她们交流，指出案由既有侵权范畴，又有违约范畴，不太合适。“他当时问我们是不是为了完成学校的作业。”王洁莹说，也有工作人员怀疑这样的立案是浪费司法资源，询问她们的意图是否只是为了比赛，而不是案件，但立案庭人员仍然给出足够的耐心与她们沟通，整个过程三个多小时。 那天下着大雨，她们需要补充材料重新提交，但法院周围没有一家打印店，大家只好分头行动，两个人在法院等着，两个人去找打印店。最终在临近下班时，工作人员收下了所有材料，告知等候后续的短信通知，并没有明确回复是否同意立案。 而此次诉讼中迪士尼方的律师和法务均是专业前辈。王洁莹记得，被告方律师在证据清单里提供了一张照片，正是她本人参加比赛的情景，而她本人还被红笔圈了出来，在王洁莹看来，被告方是想表示她作为原告方的目的是为了参赛，他们不一定理解学生们的行为和目的。 回想起这些细节，王洁莹觉得有些无奈，“但也说明了对方律师的认真。”但她们的指导律师袁丽认为，这些都是在法律实践中常见的事情，也是学生们走进法庭应该面对的事情，“你将来当律师办案子，需要知己知彼，也可能会进行背景调查，寻找每一个可能突破的点。” 作为指导律师，袁丽从来不帮办代办，她通常会在看过案件材料后，提供一些前瞻性的指导。在王洁莹等人准备诉讼的过程中，袁丽就建议她们去现场立案，如果遇到什么问题，能在法院当场讨论并解决，“这类案件法院收得不多，金额又小，可能会考虑资源有效利用的问题，如果因此立案受阻，就要及时沟通解决。” 在开庭之前，袁丽提醒她们关注庭审流程，并从庭审时的实质角度进行深入分析。她告诉团队成员，要证明自己的观点是对的，除了准备好相关材料，还得从反方角度思考，现有的这些观点和证据会怎样被攻破，怎样做好防守。 尽管困难重重，这些学生在诉讼时仍带着一些理想主义色彩。袁丽说，迪士尼团队的学生们在操作案件的过程中，并不想伤害这家外资企业，因为上海市能将其引进，一定也花了很多心思，她们希望维护自己权利的同时，也尊重友好的营商环境，“案件结束就是结束了，也谈不上以高姿态再去怎么评判对方。” 2019年9月12日，迪士尼方对入园规则进行了修改：除少数特殊食品仍禁止携带外，游客可携带供本人食用的食品及饮料进入上海迪士尼乐园。王洁莹和同学们选择接受这一调整，至此，该案经上海浦东法院主持调解结案，被告上海国际主题乐园有限公司补偿原告人民币50元，作为当时被禁止入园食物的赔偿。他们表示不用找零，但王洁莹和同学们坚持用手机退回3.7元，她们最初想要的就并非金钱赔偿。 此时比赛早已结束，但这一案件还是获得当年“小城杯”比赛的一等奖，王洁莹也因此获得了中国消费者协会的“啄木鸟奖”。今年7月，杨昊斌和同学组队参加“小城杯”比赛，并成功进入决赛。受访者供图 “理想的法律教育” “为众人拾薪”，上海政法学院的大四学生杨昊斌也看到了“华政学子诉迪士尼案”，他希望能像王洁莹等人一样，去发现社会中一些不足以花大力气推动的小问题，然后用自己的法学知识改变现状。 杨昊斌关注的是微信提现收取手续费的问题。他和队友们初步检索了各家银行的转账手续费，发现费率远远低于微信所收取的提现费。而腾讯的客服机器人对这个问题回应称，收取提现费是为了弥补银行交易的成本。“这笔钱究竟用在哪里？”杨昊斌和队友们将财付通支付科技有限公司告上法庭。 目前案件正处于诉前调解阶段，杨昊斌并不知道结果究竟会怎样，他想，财付通是腾讯集团旗下的第三方支付平台，腾讯作为那么大的企业，收取手续费的时间也已经有了8年，而开始收取手续费的那一年，也已经有湖南的一位律师状告过这一事情，但是败诉了。杨昊斌想看看，针对这样一种具有普遍性的法律争议，假如法院判了败诉，会是什么样的论述理由。 比赛不在于输赢，吴辰认为，理想的法律教育首先要掌握普遍的法律规律，然后用生动而非灌输的方式，让法学生们理解自己未来从事法律工作的使命，最后是开眼看世界。 “不是为了比赛而比赛。”上海政法大学的硕士生刘文成关注的是电信套餐的捆绑销售问题，尽管他未能进入今年的决赛。但他认为，让更多人关注到事情本身不一定合理，才是更重要的事。 早在他本科入学时，就发现每个寝室都需要办宽带，而在上海电信的旗下，校园业务是一个单独的模块，这也意味着校园内不能享受各区的电信服务和套餐，而是只能办理上海校园电信的单独业务。目前的大学生大多都有自己的手机卡和号码，因而对于电信的校园业务需求最大的自然也是宽带。 电信给宽带的定价是200元，但是宽带服务并不能单独销售，而是要先办理390元的校园套餐才能进一步办理宽带，这也就意味着大部分人需要办理一个意义并不大的前置套餐。 刘文成提交了材料，起诉电信公司，但因毕业事情众多，最终案件也撤诉了。他将与电信办宽带一事的比赛经历写在了微信公众号上，希望更多人关注这个事情，寻找契机再度维权，他说，“总有人能看到吧！”他也将直接转交目前已有的所有材料和证据。 多次在比赛中担任指导律师的袁丽认为，与法学生们在校期间爱参加的辩论赛、模拟法庭不同，在这项比赛过程中，学生们要真正走入社会中去实践，这正是意义所在。她知道，在日常生活中很难对生活中的每项不合理进行起诉，但需要形成一种与法律有关的直觉，去判断不合理、不合法的事情到底是怎么样的。学生们在这项比赛中，正是把这种直觉变成诉讼的实践，最后通过结果来验证自己的判断。 华东政法大学的本科生肖宁曾经是参赛选手，在2015年的“上海国拍行拍牌手续费案”中，她坐在了原告席。她曾向媒体坦言，自己开庭发言时手都在颤抖。早就烂熟于心的稿子，最终在现场一字字念完。当时，她甚至担心自己将来的执业情况。 但问出问题时肖宁却毫不犹豫，“钱的流向是哪里？为什么收钱没有明显提醒？是否受政府监管？”当时，华东政法大学的几名本科生就上海市场牌照拍卖收取100元手续费是否合理合法的问题，向上海市黄浦区法院提起民事诉讼。2016年6月，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法院一审宣判，依法驳回肖宁的全部诉讼请求。但那一年的9月7日，上海国拍公司发布公告称，将下调上海拍牌手续费。如今的王洁莹也已经大学毕业4年了，通过法考之后，她如愿成为了一名律师。随着“迪士尼案”的走红，她的社交平台也火了。总有粉丝前来咨询，问的大多都是生活里的一些小事，他们将王洁莹视作榜样，询问是否有维权的可能性，又该怎样去维权。 王洁莹曾在朋友圈分享过一段文字，讲述自己为什么要选择参与起诉迪士尼，“我的答案很简单，因为规则不合理，哪怕制定规则的主体是迪士尼。”她说，“我们往往会习惯于我们的生活，惯性地遵守别人制定的规则，却缺少了对规则是否合情、合理、合法的反思。” （邓雅然、刘文成为化名）新京报记者 汪畅编辑 陈晓舒校对 李立军新京报讯（记者左琳 实习生沈婧愉）7月22日，一位网友拍摄视频称江苏南通啬园风景区附近有一只鸸鹋跑出。7月23日下午，新京报记者从啬园风景区获悉，跑出的动物是鸵鸟，目前已被带回饲养区。网友发布的视频显示，一只类似鸸鹋的动物在路边树林里行走，旁边几位路人拿着手机拍摄。公开资料显示，鸸鹋形似非洲鸵鸟而较小。23日下午，啬园风景区一位工作人员表示，22日下午出逃的是一只鸵鸟，平时养在景区中部的“丛林部落”，供来景区的小朋友观赏。公开资料显示，啬园风景区建于1924年，占地面积约920亩，国家AAAA级旅游景区，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江苏省环境教育基地、江苏省生态文明教育基地、南通市义务植树基地、南通市社科普及示范基地。编辑 刘倩 校对 李立军一篇刊登在《国际环境健康研究杂志》的研究表示，每天在户外待上一小段时间能够让人更加快乐，即便是不做运动，只是每天到公园待上20分钟也能让人的状态更好。

闵行文化公园保安顾耀武说，“有时，我们会发现不听劝告（继续垂钓）的游客，也会发现流浪汉，我们会先劝他们离开，”很多时候，游客仅仅是在保安面前收拾东西准备离开，待保安走开，他们又再次回到原地。保安们对此没有太多办法。

在闵行文化公园，张贵强向记者介绍：“我们的负责人正在考取无人机的飞行执照，等执照下来了，我们可以使用无人机来辅助巡逻。” 

支持方与反对方各抒己见：“公园是城市家具，如同家中家具，不能要求在规定时间段用”、“文化公园有多个场馆，遛狗的、打太极拳的、摆摊的怎么管？”、“建的时候没想过要开放，才会有那么大水域，围墙拆掉已是很大突破”……

管理区的安保负责人王岳告诉澎湃新闻记者，保安的巡逻区域以主干道为主，无人机根据设定好的路线按区域巡逻，向安保室传回实时画面，负责监控的保安看到异常情况后，通常会通过对讲机与附近巡逻的保安联动处理。

针对公园出现的一些不文明现象，华东师范大学城市与区域科学学院教授姜炎鹏认为改善过程会是渐进式的。“现在是早期刚开放的时候。对一些现象，可以有一些制度上的监督，比如罚款，或者市民自发的监督也会让违规者有压力。”

“一般来说，晚上七八点是公园里人最多的时候。这个时候很多人会来公园散步、跑步。9点之后，人就越来越少了，”公园保安杨建伟向澎湃新闻记者介绍道。

2023年街区融合一期项目中，世纪公园芳花园区域拆除了1100多米围墙，公园芳甸路一侧的景观与街区无界相接，自2023年12月1日开始24小时开放。街区融合二期项目中，世纪公园进一步拆除了1800余米围墙，在全天候开放测试后正式24小时开放。

姜炎鹏家住中山公园附近，这正是一个开放空间的例子。自从中山公园拆围透绿后，离他更近的不仅是公园。中山公园的全面开放，打破了社区、商圈、校园、园区的界限。中山公园码头以苏州河为航线，途经中山公园、华东政法大学、苏州河步道华政段，众多公共空间同步向市民释出的同时，也连成城市景观。

顾耀武有同样的观察，由于公共厕所并没有实行24小时开放，很多夜间游客无处解手。为解决这一情况，每个保安室的窗户上都贴了告示，以提醒游客：可以借用保安室的厕所。但仍然有人将路边绿化带当做“应急”之地。

从管理的角度来看，在1月的大讨论上，政协委员王海滨认为，“当一个1200亩的公园打开的时候，我们会突然发现在这个区域中很多原来有界限的机构部门、空间、时间突然间融合了，这时就需要我们再去适应一个新的开放式的无界空间，管理边界必然会打破。”

夜间，在游客难以察觉的上空，园区有试运行的无人机辅助安保。世纪公园占地总面积140.3公顷，据保安李秀全估算，一位保安骑电瓶车巡逻园区一圈需要半小时。夜间一个班次有四名保安流动巡逻，但有时依旧面临人手不足的困境，这一问题在启用无人机后得到缓和。

记者还在走访的公园夜路上发现了零星的泡沫塑料。顾耀武说，环卫工人晚上九点左右下班。若是晚上九点后产生的垃圾，得等到第二天早上5点才会清理。

实地调研也伴随讨论进行。闵行文化公园的保安队副队长张贵强介绍说，公园拆除围墙前，延时开放到24小时开放之间，都有相关部门的人前来调研。比如上海市绿化和市容管理局副局长朱心军带队实地考察时，提出环公园健身绿道沿线要适当增加座椅、饮用水补充点等服务功能。

夜班巡逻的保安姜汉告诉澎湃新闻记者：“23:00-24:00的时候，园区里的人开始逐渐变少，到第二天凌晨三四点后才会有老年人陆续来晨练。”

4月的一天晚上，临近凌晨1点，三个少年在长椅上并排坐着。三人都来自河南，在附近的新疆菜馆帮工。他们在此聊天玩耍有两个小时，“很放松”，一个男孩说，“明天打算还约在这里。” 两个女孩开玩笑地推着男孩，“你去聊一下你的愿望，刚刚不是扔硬币来着吗？”

李俊杰是一名9点后到公园的发型师，他一般此时下班，下了班便会准备直播。闵行文化公园24小时开放后，他在此直播了十余天，直播间观众数从几百到几千不等，数据好的时候，一晚可以收入200元。

上海正在逐步推进24小时公园的开放。市绿化和市容管理局数据显示，截止至2024年4月，477座城市公园，已有335座城市公园实现24小时开放，占比70.23%。

在闵行文化公园24小时开放前，今年1月围绕这一话题，闵行区人大、闵行区政协曾牵头举办了“人民城市议事厅，基层治理大讨论”活动。包括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社区居民及专家学者在内的300多人参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