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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医科大学的前身新疆医学院,是国家“一五”计划156个重点项目之一。1954年7月,新疆医学院开工建设,在党中央关怀下,中央卫生部先后从北京、上海、山东、江苏、辽宁等15个省市抽调上百名教学、医疗、管理干部支援建设。1956年10月,新疆医学院开始招生。1998年6月,新疆医学院与新疆中医学院合并,成立新疆医科大学。2016年8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原国家卫生计生委、教育部联合印发《关于共建新疆医科大学的意见》,学校正式成为部委省共建高校。

该生自2015年起,冒用他人身份参加中考、高考,并于2021年9月,考入新疆医科大学中医学专业学习。根据《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令第41号)第三十七条以及《普通高等学校招生违规行为处理暂行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令第36号)第十一条相关规定,经2024年8月26日新疆医科大学第8次校长办公会研究决定,给予宋娥凤(本名:孙亚萍)取消学籍处理的决定。公告期自2024年10月28日至11月3日,特此公告。

2024年世界互联网大会乌镇峰会当日在浙江省桐乡市乌镇开幕,主题为“拥抱以人为本、智能向善的数字未来——携手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由世界互联网大会主办,浙江省人民政府承办。(完)宋娥凤(本名:孙亚萍),女,汉族,安徽省生源,学号 202107100501564,身份证号:3412212001********。

根据新疆医科大学招生网提供的《新疆医科大学2021年安徽省录取信息》,该校2021年在安徽录取中医学本科生5人,最高分495分,最低分491分。

九游会官网登录入口习近平指出,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迅猛发展,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方兴未艾,大幅提升了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能力,同时也带来一系列难以预知的风险挑战。我们应当把握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发展大势,把创新作为第一动力、把安全作为底线要求、把普惠作为价值追求,加快推动网络空间创新发展、安全发展、普惠发展,携手迈进更加美好的“数字未来”。中国愿同世界各国一道,把握信息革命发展的历史主动,携手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让互联网更好造福人民、造福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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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游会官网登录入口中新网西安11月20日电 (杨英琦)记者20日从陕西省统计局获悉,今年1月至10月,该省以旧换新政策持续显效,消费市场稳步恢复,积极因素累积增多,经济运行稳中向好。

据了解,1月至10月,陕西全省限额以上企业(单位)消费品零售额同比增长3.8%。其中,商品零售增长4.2%,餐饮收入下降1.2%。在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带动下,前10个月限额以上智能手机商品零售额同比增长54.6%,新能源汽车增长48.0%,通讯器材类增长30.2%,以旧换新政策持续显效。此外,该省网络消费持续活跃,前10个月全省通过公共网络实现的商品销售同比增长13.4%,占限上消费品零售额的19.9%。

同时,非能工业稳步回升。前10个月陕西规模以上非能源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1%,30个行业增加值正增长,增长面超八成。其中,汽车制造业连续6个月保持两位数较快增长,前10个月增长14.9%。

同时,陕西对外贸易稳步增长。前10个月,该省进出口总额3748.80亿元(人民币,下同),同比增长13.8%。其中,出口2523.32亿元,增长19.0%;进口1225.48亿元,增长4.3%。该省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2098.01亿元,占进出口总值的56.0%,同比增长22.7%;陕西对中亚五国进出口增长50.9%。

与此同时,陕西代表新质生产力的工业产品保持较快增长,太阳能电池产量同比增长56.5%,集成电路圆片增长30.8%,新能源汽车增长11.5%;能源产品生产稳定,天然气产量增长10.0%,原油加工量增长7.1%,发电量增长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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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渠道商”能实时掌握机构内部的贷款审核进度。张敏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有的“渠道商”甚至能拍到机构内部的电脑屏幕。对于不顺利的申请,这些信息可以指导“操盘手”精准修正对“猪仔”的包装策略。

“搞出来了没有?××那边搞了一堆‘××’(某车辆品牌),你们怎么没搞?”“不还了,差不多了,征信黑了就黑了咯,这些猪仔,傻愣愣的。”

也有胆大的“操盘手”会伪造借款机构出具的贷款结清证明,到车管所办理解抵手续,并快速将车辆过户给买主。这种做法面临的另一重难题是,借款机构保管了车辆合格证、购车发票,操盘手不得不伪造。张敏说,一旦手续被发现异常,车辆可能会立刻被扣押,“操盘手”依然赔本。

由于犯罪嫌疑人地域分布广,利用网络便利进行的犯罪行为有随意性,在广东省公安厅的指导下,东莞市公安局成立的专案组在前期侦查阶段,多次奔赴各地开展大量工作,将涉案线索推送至外省市,联合相关地区公安机关共同打击。

李某参与的诈骗案件,涉案的汽车最终以28.5万元的价格由“操盘手”陈某通过销赃中介卖给二手车商,“操盘手”陈某获利13.2万元,获利最多。此外,“金主”柴某获利3.3万元,“猪仔”李某获利1.6万元,“猪仔中介”张某获利5万元,销赃中介吴某获利5000元。剩余的资金被陈某用于支付其他“进件”中的垫资、利息及中介费用。

东莞市公安局经侦支队警官刘南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在犯罪嫌疑人矢口否认参与犯罪的情况下,梳理分析出团伙成员的构成及角色分工,并确认各个环节的链条联系,这是案件侦破的难点,也是关键。

“猪仔”唯一的价值,是空白而良好的征信记录。通过伪造包装身份收入、银行流水,猎食者们将“猪仔”包装成具有良好还款能力的人,使得融资租赁公司或银行愿意为之提供融资。

如果遇上警惕性和执行力都强于同行的借款机构,机构放款后便紧盯抵押流程,还会不定期核查车辆的所有权归属,确保其在机构的掌控之中。

为了夺回自己的利益,可替代性强、话语权弱的“猪仔中介”会借助掌控“猪仔”的便利,粗暴“抢车”,趁“猪仔”提车时控制车辆。

接下来是“包装”。从借款机构的眼光来看,就申请贷款而言,未经装扮的“猪仔”通常资质很差,要想提升资质,就要精准包装。建筑工人要包装成车企员工,无固定收入要装作月入2万,根据无中生有的“人设”,在网上找人现做一份符合人设的假流水。为了通过借款机构的线下审核,“猪仔”还要穿上像样的衣服,学习大企业员工的腔调。

九游会官网登录入口受教育程度低、没有固定工作、收入少、缺少认知和辨别力、渴望不劳而获,在零工世界颠簸飘摇的人仿佛看到了希望:这样存一笔钱,原本摇摇欲坠的人生就重启了。

“渠道商”的年龄通常在30岁到40岁,拥有一定的社会经验,脑袋灵光。他们要么正在要么曾经在借款机构、4S店工作,或者其亲朋好友是在职的按揭员,在贷款审批事项上拥有人脉。

为防止“操盘手”赖掉本金和利息,资金风险大的“金主”通常采取扣车策略:新车提出后由“金主”控制,车辆转卖时,“金主”要先拿回本金和利息,才会交出车辆控制权。

“从全球范围看,自汽车金融产品推广以来,类似的欺诈行为就已出现。”余方以“内鬼”问题为例,由于涉及道德风险和监管失效,这一问题根治起来颇为困难。要治理“内鬼”,需要机构通过设置审计追踪和员工行为监控系统等方式加强内部控制和监察机制,还需借助大数据分析与人工智能,通过异常检测模型提高反欺诈能力。

值得注意的是,每一辆被骗车辆的买卖都是跨区域的独立案件,而每辆车涉及的犯罪团伙都是不固定的。利用互联网的联络便利性和跨区域性,每次作案甚至临时“组局”,这类犯罪团伙也因此被称为“跨区域松散式的犯罪团伙形式”。而其之所以能蔓延成一个黑灰产滋生的生态,与其松散、开放、流动性大的特点密不可分。

车辆带着抵押,极难在市场上流通,如果强行转卖,只能以极低的价格交易,甚至超出“操盘手”前期为豢养包装“猪仔”和请“渠道商”帮忙“进件”付出的成本。为了避免折本太多,“操盘手”通常选择结清贷款、赎车认栽。

算上提车时购买的车保,一辆新车从套出到卖出,短短一周时间,已经贬值数万元。如果借款机构审批贷款时打了折扣,犯罪团伙的利润空间就会被进一步压缩。为了保证获利空间,“操盘手”往往会拖延、减少对各个中介、“金主”的结算金额,本就缺乏信任、靠博弈维持关系的合作伙伴也就容易发生内讧。张敏说,这种合作关系通常维持不到三个月即告终结。

以“操盘手”陈某为例,其通过网络联系、全盘掌控链条上的操作环节,与合作伙伴保持高频操作与交流。除了女友孔某和“马仔”贺某等几位核心成员,其他环节均依靠外部合作者完成。

由于在近三年的时间里持续多地作案,从极为庞杂的资金往来中准确识别出涉案车辆的资金流向并不容易。此外,在这类案件中,犯罪嫌疑人的行为角色并不固定,为了尽可能多地在交易链条上攫取利益,一个案件中的“金主”有可能同时也是销赃中介、“猪仔中介”。

在周期更长、数额更大的诈骗模式里,为了防止行为败露进而连累自己,“渠道商”会要求“操盘手”向自己预付三个月还贷押金,以保证与操盘手隔月交叉还款满三个月,保障“内鬼”和渠道安全。但“渠道商”也并不一定会遵守诺言,挪用和占有押金时常发生,双方常为此反目成仇。

但他们并不会成为车辆的实际控制人。通常情况下,贷款审批一通过,“操盘手”“猪仔中介”“渠道商”“金主”等人,就会通过网络社交媒体渠道,对外发布车辆信息,以“准新车”的名义、定价低于4S店一两万元,在二手车交易市场寻找买主。在这段时间里,车辆会被安排到牌照不受限制的城市,登记在“猪仔”名下。

犯罪嫌疑人的聊天记录中充斥着类似上述的对话。“这种同伙之间的交流能反映出他们的角色。”张敏说。此外,与“操盘手”陈某关联的借款人都发生逾期、都使用相同的手法伪造贷款申请资料,在这些事实面前,犯罪嫌疑人的辩解便很难成立了。以涉案的汽车为切入口,东莞警方的打击范围扩大到了陈某团伙针对15辆汽车实施的犯罪。

通过邀请吃喝玩乐、送礼,“操盘手”不停地拉拢借款机构内部人员,将之开拓为可以实时为自己更新放款政策的“渠道商”。相应地,“渠道商”则可根据收集来的信息,指导“操盘手”什么品牌和型号汽车的贷款申请更容易获批,其对应怎样的资质要求,“操盘手”应当如何据此包装“猪仔”。

类似的犯罪手法,在国内可以追溯到2017年前后。三五人一伙,伪装成贷款中介,租一处房屋以招募、接待客户。所谓的“客户”,就是缺钱又收入微薄且不稳定,无法获得贷款额度的社会闲散人员。“操盘手”和中介通过网络将他们吸引到这里,许诺通过购车、购房等方式向借款机构贷款,声称资质不够他们可以解决,贷出来的钱不需要还,但中介要分一半。

被犯罪团伙“撸一把就丢”,但背债人很少会因为背上债务而主动向公安机关报案。张敏说,这是因为大部分背债人都有获利的主观故意,也有配合“操盘手”提交虚假资料的行为,他们知道自己的行为并不正当。

2023年,东莞警方率先破获了一起以该手法作案的典型案件。该团伙归案后,东莞警方发散分析出在全国多个省份有以相同手法作案的团伙,即将相关情况通报当地警方,联合对这一犯罪的全链条开展调查。

从招揽“猪仔”到“进件”成功,通常需要一两个月。贷款审批通过后,“操盘手”会联络链条里的“金主”为购车首付款垫资,“金主”通常按照10天3%的标准收取利息。首付款到位后,借款机构向4S店支付尾款,“猪仔”便可到4S店提车。

2017年10月,中国人民银行、银监会联合印发《关于调整汽车贷款有关政策的通知》,在维持传统动力车贷款首付比例不变的情况下,大幅降低了新能源汽车及二手车贷款的首付比例,将新能源汽车贷款最高发放比例由原先的70%调整为85%,二手车贷款最高发放比例由原先的50%调整为70%。

王城说,2022年8月,借款人李某以购买某品牌新能源汽车为由,向该公司贷款29.733万,但是就在9月份还了首期后,剩余的贷款就一直逾期未还。李某后来说,所购车辆已由在背后操纵他的犯罪团伙转卖,自己也被该团伙骗了。

“汽车贷款政策的松紧直接影响汽车市场的供需关系。政策宽松时期,消费者更容易获得融资支持,带动汽车销量增长。但宽松政策的潜在风险在于借款机构放松审核标准,导致风险管理失控,进而推高不良贷款率。”中欧国际工商学院金融学教授余方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宽松政策本身不会必然导致坏账上升,但若借款机构忽视风控环节,则风险加大,关键在于机构是否能在政策刺激与风控措施之间取得平衡。

目前该案已结束侦查,犯罪嫌疑人被东莞市人民检察院以合同诈骗罪、伪造公司印章罪、非法经营罪、掩饰隐瞒违法犯罪所得等罪名起诉,案件已进入法院审理阶段。

余方也表示,加强贷前审核,需要更多依赖多维度数据交叉验证借款人信息。比如引入第三方征信平台,更多使用多元化的信用评分,而非单一依赖职业或收入证明;通过与税务系统、社保系统数据的联动,实时监控借款人的财务状况;综合消费习惯、借贷记录等非传统数据,更全面地评估借款人还款意愿和能力。

“以前审核贷款申请时,机构甚至要对借款人做入户调查。”贾新光说,在贷款线上化的趋势下,要加强贷前审核,征信系统的建设还需进一步完善。

就连理论上只能任人宰割的“猪仔”,在这场“牌局”中也有自己的博弈方式。他们会在“操盘手”和中介控制他们向借款机构表演的阶段,尽可能地要更多钱。张敏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猪仔”有时会根据地域拉帮结派,不断骚扰“操盘手”和“猪仔中介”——“同行”之间流传着这类案例,以至于“操盘手”在筛选“猪仔”时,碰到特定地域的人,无论对方言谈、形象、资质多么良好,都会尽量避开。

利用部分社会闲散人员的认知不足、汽车销售与借款机构的业绩渴求、国内规模庞大的二手车交易市场的交易便利,“操盘手”们通过互联网跨区域远程操控,游走在黑灰产业的边缘,搭建起一个诈骗产业链条。

由该案入手,东莞警方发现,“操盘手”陈某、“猪仔中介”张某、“金主”柴某相互合作,以相同的手法组织发展了多名“背债人”,先后贷款购买15辆豪车后转卖套现,给融资租赁公司、银行等借款机构造成近千万元的经济损失。

“此类案件高发,说明借款机构需要加强贷前审核、贷后管理及对内的监管力度,也就是全流程管理。”中国汽车流通协会专家委员贾新光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靠游击打法生存的“操盘手”,真正的对手是借款机构成熟、稳定的风控机制。“操盘手”纯熟的“进件”技艺碰上的第一重挑战,是控制坏账风险的借款机构通常更愿意审批通过抵押贷而非信用贷。对“操盘手”而言,一旦“进件”变成抵押贷,麻烦将接踵而至。

东莞市公安局塘厦分局经侦大队警官张敏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一证”是指“猪仔”的身份证,“两证一卡”是指身份证、驾驶证和银行卡,“纯白”意味着“猪仔”从来没有办理过贷款。以“猪仔”的名义购车,进而获取融资租赁公司和银行的贷款,这些身份证件和“猪仔”良好的征信记录是诈骗团伙作案的基础物料。诈骗成功后,中介可以收取5000元到2万元不等的费用。

主动投案的李某让东莞警方意识到,看似合法的市场行为背后,隐藏着一个手法娴熟的长期作案团伙,团伙内讧也成了警方拆解这一诈骗网络的突破口。

而在贷后管理方面,余方说,过去贷后管理薄弱,是因为部分机构缺乏实时追踪车辆的系统,导致管理滞后。此外,成本也是重要的影响因素之一,“即便有技术手段,但因全面监控和管理每一辆抵押车的成本较高,也会影响执行力度”。贾新光和余方都建议,借款机构应利用物联网和车联网技术,实现抵押车辆的实时监控。

老练的陈某出生于1996年,高中毕业后进入社会,2022年独立操盘作案时只有26岁,此前曾长期以中介等身份服务于广州等地的诈骗团伙,“边学边做、边做边学”。

“一张身份证,秒批,有客户来,无套路”“免抵押进,全国不到店,就近提车”“两证一卡,拿车拿钱,不看负债,珠三角有房或社保额度翻倍20万起”“一证纯白,两证一卡,全国不到店,就近提车,押金可提”⋯⋯这些常人看不明白的“黑话”,是中介招揽“猪仔”的暗号。

从2018年起,部分省市开始出现以相同手法作案的多个团伙,这些跨区域松散式犯罪的团伙隐蔽在二手车辆、房屋交易的庞大市场中,逐渐蔓延成一片滋生黑灰产业的土壤。

“2018年兴起的这一轮诈骗案件在本质上延续了传统模式,但随着金融科技和产业生态的变化,增加了新的复杂性。”余方观察到,由于互联网金融与数据伪造技术的引入,生成虚假资料变得更容易,诈骗行为也变得更隐蔽。随着贷款的线上化和业务量的上升,借款机构对借款人数据的真实性审核难度加大,给信用审核体系带来了新的挑战。

《中国新闻周刊》了解到,去年以来,公安部经济犯罪侦查局等部门,围绕背债人、职业中介、团伙成员、涉案车辆等核心要素,组织重点省份专项研判,查清了诈骗网络的运作模式和犯罪事实,并通过深挖案件背后的线索,部署了集群收网,依法严厉打击了职业犯罪团伙实施的复杂化、隐蔽化、产业化诈骗犯罪活动。

东莞警方后来查明,这是一起犯罪嫌疑人早有预谋、分工明确的案件:2022年8月,“操盘手”陈某等人经由张某、吴某等“猪仔中介”认识“背债人”李某,将其发展为团伙成员。在李某无购车意愿和还款能力的情况下,伪造包装李某银行流水、工作收入等虚假材料,向融资租赁公司申请购车融资抵押贷款。资金审批通过后,“金主”柴某配合陈某,前者以收取高息为条件、为后者垫付购车首付款,在外市一家汽车4S店购买了一辆新能源汽车。本应按照融资租赁公司要求为车辆办理抵押,但陈某等人不仅没有办理,还伪造了被前述公司保管的合格证和发票,通过销赃人员为车辆办理上牌登记和过户转卖,事后仅还了一两期租赁费用即断供,造成融资租赁公司坏账。

除了费力包装“猪仔”,“操盘手”的另一个焦点,是掌握借款机构实时变化的放贷政策,他们的帮手是“渠道商”,后者帮助他们从融资租赁公司、汽车厂家金融服务、银行等借款机构拿到贷款。

李某这样有空白征信记录但无实际还款能力的人,在犯罪团伙口中,被叫作“猪仔”“白户”,也是要承担还款义务的“背债人”。

FAQ

周滨解释,操作方从背债人的收益中拿出一部分进行风控,即替背债人偿还银行贷款或帮助企业维持运营,以防背债人因无法承受失信和催债压力,主动报警。从银行获得的贷款额度越高,后续可能承担的法律责任就越重,因此风控时间也会更长。通常,房贷、企业贷的风控时间为一年左右,而对于涉及土地、商业街等大型项目的风控,则可能长达三到五年。

周滨描述,在背债产业链上,背债人被称为“客户”。除了“纯白户”,“客户”还包括只有四五条信用记录,且没有逾期的“小白小花”、 轻微逾期过的“大花”。操作方会根据不同的信用记录,匹配相应的背债业务。

当问及背债需要什么条件,小红书平台上的中介发来一张截图,罗列的要求包括:25—45岁的“纯白”,要单身或离异。如果条件符合,理想情况下,可以申请到4000万元的银行贷款,背债人在45天内,能陆续拿到700万元。

周滨在短暂接触过职业背债后,决定退出,如今,他在社交平台上发文,希望劝阻更多人加入背债。背债中介的话术往往夸大背债的收益,对成为“黑户”的危害避重就轻,但成为“职业背债人”,影响的不仅仅是个人征信,“限高”“限贷”只是最基本的代价。

周滨确实见过拿到高额报酬的“职业背债人”,有人一夜暴富,又很快将手中的财富挥霍殆尽。还有人在风控期结束前,将所有财产转移到家人名下,成为“老赖”混吃等死。但绝大多数时候,“职业背债人”都走上了一条不归路。尤其是近几年,背债产业更加鱼龙混杂,一些中介因操作失误导致贷款无法下发,随后便抛弃客户,自行逃离。更有甚者,一位女性客户独自前往中介所在地进行背债操作,却遭遇黑心中介,被骗走银行卡用于洗钱活动, “背债人”面对他们未曾预料到的结局,只能在悔恨中度过余生。

薛方是首都师范大学信用立法与信用评估研究中心研究员、北京信用学会副秘书长兼生态信用专委会主任。他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指出,经过近25年的发展,目前中国已建立全球规模最大的征信系统,据央行披露,截至2023年末,征信系统收录个人11.6亿,企业和其他组织1.3亿户。当下,这一系统产生了强大的社会治理效应,查询信用报告成为金融机构开展信贷业务、进行风险防控的必要环节,也在助力企业特别是中小微企业融资发展。但与此同时,个人征信的价值,也开始被诈骗团队觊觎。

但他坦言,一般的经济纠纷,不可能都由公安部门出面处理。只有在有明确线索的情况下,比如在闭店前进行促销、收取消费者大笔资金后,原来的老板卷款潜逃,这些具有诈骗特征的行为,更容易定性,公安机关才能介入。“这类诈骗案件的事后调查,难度大,成本高。职业闭店人主要涉及预付费消费,关键问题不在于事后处理,而在于如何在事前预防。”吕来明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2023年末,上海警方破获了一起涉及6000万元的贷款诈骗案件。回溯至2019年,警方注意到,当地有11套房产涉及贷款诈骗。在一个案件中,房产中介先将房产合同价格从253万元做高至550万元,“黄牛”中介安排“背债人”接手房产。房产中介伪造购房者的财务信息,并贿赂银行工作人员,完成贷款审批。在这一系列操作中,房产中介、“黄牛”中介、房东、背债人以及银行工作人员共同瓜分了银行按揭贷款。最终,34名涉案嫌疑人被警方逮捕。

一名来自大型国有银行的员工也向《中国新闻周刊》解释说,银行每年都有放贷任务,但大型银行通常有更严格的内部风控体系,有多个岗位专门负责风险管理,诈骗团伙能够成功骗取贷款,更有可能是在一些小型银行发生,操作人员在完成业绩的同时,还能获得一些回扣。

此外,在多数金融诈骗案件中,诈骗团伙往往在事后消失无踪,但在许多“职业闭店人”案件中,企业关闭之后,仍会有名义上的负责人出现来协调事务。今年5月,“艺术伞”突然闭店后,仍有新的负责人出面回应家长,无法退费,正在协调转课到其他培训机构,但此方案因“需家长额外付钱”“可转课时有限且分散”等原因,遭到家长不满。吕来明指出,从形式和表象看,不完全像是“失踪跑路”,有人出面处理此事,更具有迷惑性,这恰恰是“职业闭店人”操作带给消费者维权难的一个关键问题。

近几年,上海、北京等地都出台了单用途预付卡实施条例,均明确规定,实行预付式资金的存款专项监管制度。多位专家提到,如果能够落实资金监管,可以一定程度上遏制“职业闭店人”的行为,“因为一旦资金难以挪用,诈骗的驱动力就会消失,职业闭店人也会失去市场空间”。

在“职业闭店人”套路中,一个关键环节是企业办理法定代表人变更。但实际上,这一步骤是按照正常法律程序进行。聂成涛注意到,有一些诈骗团队也会找代办公司,操作公司业务,“代办公司如今也已开始沦为诈骗分子的工具,成为犯罪活动的一环,‘职业闭店人’也很相似”。近期,他在处理一起金融诈骗案时,追踪的线索指向了上海一家代办公司,但代办公司声称只是执行正常的业务。聂成涛进一步询问客户信息,代办公司透露所有联系都是通过电话,现在电话已无法接通,资料也是通过快递传递,线索就此中断。

企业贷是“职业背债”中较为常见的一类。周滨讲解了操作流程:由于征信白户缺乏信用记录,金融机构通常不会直接放贷给他们。符合条件的客户被引导至特定银行,进行贷款额度评估。中介随后通过制造频繁的银行流水,伪造背债人的财务状况。达到一定额度后,背债人到银行签字并取款,开始信贷操作。

郭宏是中介眼中的理想“背债人”。今年46岁的他,来自河南洛阳农村,以种地为生,离异,独自抚养着两个十一二岁的孩子,并照顾着患有痴呆症的母亲。2022年,当地一位熟人向他伸出了“橄榄枝”,承诺只需前往郑州申请房贷,就能获得几十万元的贷款。郭宏想着,他可以用这些钱做个生意,挣了钱,就能把贷款还上。

接下来,中介会以“背债人”的名义,办理营业执照,正常纳税,伪造企业运营良好的假象,直到贷款获批。“不是谁都能轻易提高贷款额度的。”周滨坦言,银行信贷部门的工作人员会参与配合,并从中获得一定的好处。贷款一旦到位,操作方、银行内部人员、中介和背债人就会迅速分配这些资金。

至于“大花”,则通常只能代办信用卡,操作后,信用卡额度可达到50万—100万元,操作方在收取高额手续费后,“背债人”可以自由支配剩余的额度。

“三年时间,足以让许多证据消失,比如我们的手机可能两三年就换一次,旧手机上的通话、聊天记录都会消失,也很难追踪到操作方的信息,甚至背债人自己可能都会忘记背债的具体细节。”周滨说。

周滨解释,为企业老板背债,站在中介角度,操作并不难。中介和操作方会使用企业提前给到的一笔资金,对“背债人”的履历和身份进行包装,再通过合法程序,变更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使得本应由原法定代表人承担的债务和责任,全部转嫁到“背债人”一人身上。

通常情况下,为了让“背债人”成为共犯,在操作方和中介层层抽取佣金后,“背债人”还是会拿到不少收益,为此付出的代价是,由于贷款逾期,他们会成为征信黑户,甚至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限制高消费等。

具体而言,像郭宏这样的“纯白户”,可参与的业务种类最多,不仅可以替企业法定代表人背债,还能参与到地皮使用权变更等业务。这类项目的操作时间是15—30天,职业背债人、中介、操作团队们能拿到几百万元甚至更多。

薛方说,适合被用作背债的“纯白户”,大约有3亿人,占到了个人征信总数的近四分之一。这些信用白户通常个人的金融意识和信用意识薄弱,因此,也最容易被诈骗团队利用。

近年来,“背债”产业盯上了个人征信。在抖音、小红书、知乎等社交平台,关于“职业背债人”的推送评论区,常常会出现“收白户”等公然的招募信息,其中也不乏上述钓鱼的话术。周滨提醒,除了一些好奇观望的人之外,这些信息可能多是由中介自己发布的,想营造出一种背债很受欢迎的氛围,引诱“白户”入局。《中国新闻周刊》在小红书上收藏一则相关推送后,很快收到中介私信:“有兴趣?”“背债用‘00后’的话讲,就是卖征信的钱。”

“艺术伞”是一家儿童美术与陶艺创作培训机构,在北京有6家门店。据央广网报道,今年五一节前夕,“艺术伞”多家门店突然关闭,闭店前几个月,一些门店还在降价促销课程,不少家长预付了上万元买课。据不完全统计,“艺术伞”的跑路,波及2000多名学员,涉及资金高达2000多万元。

有职业闭店机构的工作人员向媒体透露,成为企业“背债人”的门槛相对较低,只要个人征信无异常且无犯罪记录,即便是80岁的老人也可以顶替。除了在网上招募,不少中介活跃在贫困的农村地区,针对社会闲散人员和教育水平较低的人群,宣传“出售个人征信,就能拿到百万元的回报”,一些经验丰富的中介为了增加说服力,甚至会展示搬运现金的视频。据周滨了解,目前“职业背债人”主要是“70后”“80后”,“不少人想,反正自己一辈子也赚不到这么多钱,就上钩了”。

此外,多位受访者强调,“职业背债人”这个源头也需加强关注。薛方提到,对于大众来说,背债人及其背后的黑产泛滥,还有一个原因在于缺乏征信教育。

郭宏不懂金融和征信,“背债就在迷迷糊糊中发生了”。他跟着介绍人去了郑州,遇到操作方,并交出了身份证。对方先是帮他贷款买了一辆雪佛兰汽车,买完不久,他就被要求签了车辆抵押合同,新车被立即转手,“我不知道车卖到了哪里,钱去了哪里”。两个月后,操作方又安排他贷款购买了一套郑州的二手房,169平方米,从银行贷了135万元。他记得,在一家商业银行签署贷款合同时,银行工作人员并未过多询问,整个过程非常顺利。

而对于骗取房贷、企业贷的背债套路,多位受访的法律从业者提到,对于“背债中介”的操作手法,由于其隐蔽性高,事中监管仍然是“洼地”,只能在事后监管,主要依赖于银行在追债过程中,发现线索后来报案。

“职业闭店人”并不新鲜,但近些年,随着预付费模式推广后,健身房、美容院、教育培训等行业成为“职业闭店”的重灾区,进一步引发外界关注。“职业闭店人”套路走通的关键,在于找到一个甘愿做“替罪羊”的“职业背债人”。

北京工商大学法学院教授吕来明长期关注“职业闭店人”乱象,他向《中国新闻周刊》指出,此前的一些“职业闭店人”案件,多是作为普通民事纠纷进行处理。消费者在投诉到政府有关部门后,往往由于定性难、查证难,甚至找不到试图“脱壳”的债务人等原因,相关部门很难推进或有效保护消费者。由于负债企业与职业闭店人的合作通常在暗中进行,消费者难以找到责任人,通过法院起诉,法院通常只能根据消费者提供的证据,对顶替的“职业背债人”进行判决,但这些背债人往往没有偿还能力。

北京市天岳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聂成涛长期关注金融诈骗维权,他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坦言,“职业背债”的手法与许多金融诈骗的本质相同,只是手段升级,看起来不那么像诈骗,“诈骗行为披上合法的外衣”。

中介会明确告知,只需要几个月的时间,“背债人”就能获得巨款,代价就是余生成为“老赖”,只是生活不便。于是想赚快钱、一夜暴富,或者走投无路的人,或主动或被动地出卖了个人征信。

天眼查显示,“艺术伞”背后的两家注册公司,即北京市童之绘教育咨询有限公司和北京市小番茄教育咨询有限公司,均在今年4月更换了法定代表人。早在当时,就有媒体指出,“艺术伞”闭店可能就是“职业闭店人”套路。

个人征信报告,相当于个人的“经济身份证”,记录了借钱还钱、信用卡使用等与信用有关的行为,能帮助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了解个人的信用历史,决定是否借钱,或者给到多高的信用额度。

对于企业法定代表人变更是否需要加强管理,多位法律从业者都指出,事前监管只能适度,而且控制成本高。在登记环节,监管部门可以提高审查识别的关注度,比如,法定代表人年龄、身份异常等,但不能不让企业变更,缺乏法律依据。

九游会官网登录入口实际上,“职业闭店人”只是“职业背债”产业链的一个分支。在这个庞大且隐秘的金融骗局中,中介招募“职业背债人”出卖个人征信,操作方实际操盘,对背债人的财务状况进行包装,替代企业法定代表人承担债务,或者从银行骗取房贷、装修贷、企业贷等大额信贷。一旦资金到手,中介和操盘手全身而退,留下毫无偿还能力的“职业背债人”面对逾期债务以及失信的人生。

在吕来明看来,北京此次通报的“职业闭店人”首案中,关键环节是公安和市场监管部门联合协同的处理,真正能查出为了逃避处理债务事宜而进行虚假变更登记的企业法定代表人、闭店操作者和“背债人”。有了这个事实基础,市场监管部门才能做出处罚。

北京市平谷区人民法院东高村人民法庭法官雷明华公开指出,成为“职业背债人”,不但需要承担归还欠款的民事责任,严重的将可能面临诈骗罪,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等刑事责任。本人及家人在升学、择业、贷款、社会评价等方面也都会受到影响。

“小白小花”,大多是背房贷、车贷、企业贷,操作团队甚至会给背债人安排一个名义上的“配偶”,两人假结婚,更容易申请贷款。背车贷的操作周期一般是30—45天,背房贷、企业贷的操作周期较长,一般为6—12个月。

但郭宏最终没有从中介和操作方那里获得承诺的几十万元。他对《中国新闻周刊》提到,在偿还了大约十个月的车贷和六七个月的房贷后,操作方断供。2023年上半年,他开始被银行催促还贷,电话甚至一度无法开机,“一开机就会被打爆”。2023年11月,郭宏接到郑州市警方传唤,才得知介绍人和操作方利用他的信息进行贷款诈骗。但他来不及后悔,背负一百多万元的逾期贷款,成为征信黑户,被法院多次传唤,如今只能等待郑州警方尽快破案。

“职业闭店人”是近年来日益增多的一种诈骗手段。一些中介个人或机构,与有一定负债、经营困难的预付式经营企业合作,利用法律规定的程序,使企业变更法定代表人,协助原公司负责人转移资产、逃避债务,并按负债总额,收取10%甚至更高比例的佣金。以“艺术伞”跑路为例,“职业闭店人”团队的收益,可能高达上百万元。

他指出,和以往的民事纠纷不同。北京此次通报的“职业闭店人”首案,市场监管部门第一次做出了行政处罚,力度更大,查处了包括企业原老板、背债人、操盘中介在内的整个链条,对其他地方侦破此类案件具有示范效应。

吕来明指出,“职业闭店人”的套路与“职业背债人”骗取银行贷款,在事后监管的难度上各有不同。对于“职业闭店人”而言,主要难点在于举证。因为涉及“职业闭店人”的企业原本多是正常经营,像是更换法定代表人等一系列操作,看似合法合规,企业与职业闭店中介的合作也是私下协议,消费者很难找到直接证据。

聂成涛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分析,在“职业背债”相关案件中,获得收益的背债人,通常不会主动报案,因为他们也是共犯。而那些被迫沦为“背债人”的受害者,维权之路则异常艰难。

周滨曾在河北短暂从事过职业背债中介,他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介绍,能参与闭店的“职业背债人”,主要是征信“纯白户”,也就是从未申请过贷款或信用卡,征信系统中没有任何记录的人。

截至2024年11月3日,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显示,已有超过846万的失信被执行人记录在案,“职业背债人”便是其中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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