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至今日，如果说欧洲在处理中西文化关系上有着重要的遗产，那便是1500年-1800年时期双方平等交流的历史；那便是利玛窦的“文化适应”思维，以及伏尔泰、莱布尼茨的文化多元观等带来的重要文化遗产。

儒家既不是有神论也不是无神论，而是以解决世俗生活问题为核心的理论，或者可以称为远神论。这一特点决定了儒家的包容性，“和而不同”造就了中国文化包容性的特质，它没有一神论崇拜的排他性。由此，形成了中华文化的和平性，中国是世界历史上唯一没有宗教战争的国家。也由此，促成了中华的连续性。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思想，深邃的哲学体系和独特的价值观念，不仅在中国历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也为全球化的今天，提供了一个不同文明平等相处的理论与路径。

竟博官网日前，以中国学与欧洲的中国观为主题，“中国学的世界对话·比利时论坛”揭幕。从汉学到中国学研究，欧洲有着深厚的土壤，如今正呈现出新气象。

欧洲的“中国热”持续百年，直至1798年以后几乎完全消失，之后的中国经历枪炮与战争……走过历史的长河。当我们以新的姿态重新成为世界舞台中心的一员，就不仅需要重新认识欧洲乃至世界，更需要重新认识自己的历史与文化。在这个过程中，无法回避的是，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在我们精神世界所占的位置。

另一方面，儒家的非宗教性给欧洲提供了一个人离开神以后可以安顿灵魂的榜样。儒家思想主导着中国社会，核心是教导人何以成为人，强调人不是神的附庸。儒家的思想引起启蒙思想家们关注，为他们提供了有力的自然神论的现实版。

从学习中国，视为榜样再到批判或忽视中国，西方的中国观不断变化。我们希望从历史中汲取智慧，重新认识中国。儒家思想的核心是在世俗生活中教导“人何以成人”，强调“仁爱”“孝道”“礼仪”“忠诚”这些世俗社会必须坚持的观念，使人们在日常生活中获得价值与意义。

张西平：1688年法国出版的首部《论语导读》法文版原著，被中法两国领导人视为珍贵的国礼。这部《论语导读》是中欧文明交流的“见证”，它的背后，是彼此对这段历史的珍视。

中新社记者：欧洲18世纪出现“中国热”，欧洲启蒙思想家们将遥远的东方视为“理想”，这样的说法是否准确？应该如何理解这种现象的产生原因？

欧洲文明作为一个伟大的文明，就在于它不断向其他文明学习，希腊文明曾向埃及文明学习，文艺复兴曾向阿拉伯文明学习，启蒙运动向中华文明学习，因此，欧洲才一步步走向强大。但19世纪以后的西方开始以武力和殖民的形式来统治世界，并编造了唯我独尊的“西方中心主义”神话。

传教士们将当时中国社会富足的风貌带到了欧洲。虽然传教士也报道了当时中国贫穷的一面，但总体而言他们对中国社会风貌和经济发展进行介绍是正向的。他们眼中的中国富足，百姓生活安适。启蒙思想家借此自然看到这样一个人口众多，国土面积辽阔，经济繁荣的国家景象。

这是中欧交往的“一见钟情”时期，彼此在对方心中都非常美好。这一段历史也是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人类迈入全球化进程”以来，文明相遇，没有战争而平等交流的历史。

在全球化的今天，要走出“西方中心主义”，需要我们更加珍视18世纪以及此前一段时间，中国与欧洲平等交流所留下的文明互鉴传统，这也是中国和欧洲共同的文化遗产。(完)

伏尔泰吸收了孔子思想中的很多重要观点。伏尔泰谈到孔子时说：“他不是先知，他不自称得到神的启示，他所得到的启示就是经常注意抑制情欲；他只是作为贤者立言，因此中国人只把他视为圣人。”而不是把他当作神。

孔子教导人掌握理性，认识自然，人离开神后，可以安顿自己的灵魂，将修身而成为君子作为人生的目标，这自然会受到正寻求走出中世纪神学，倡导自然神学与世俗化生活的启蒙思想家青睐，引起他们的思想共鸣。

如何从历史中认识欧洲的“中国观”？怎样寻求中国和欧洲共同的文化遗产？北京语言大学特聘教授、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张西平日前就此接受中新社“东西问”专访。在他看来，公元1500年至1800年的中西文化交流史，不仅留下了“西学东渐”的佳话，也留下了“中学西传”的史篇，思考欧洲的“中国观”，需从历史长河中寻求启示。

欧洲18世纪“中国热”，以及1500年-1800年中西文明的相遇，是世界文明史上具有标志性意义的节段。透过对这一段历史的思考，我们得以从长时段的全球史，重新认识中西文化关系。

张西平，北京语言大学特聘教授，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中华文化国际传播研究院首席专家，《国际汉学》主编，原国际儒联副会长，国务院有突出贡献的专家，享受政府特殊津贴。长期以现代西方文化，1500-1800年的中西文化交流史、西方汉学史和中国基督教史为主要研究领域，目前正在从事中西文化交流史、西方早期汉学研究与中国文化海外传播研究。出版专著10余部，发表学术核心期刊论文百余篇。

虽然有学者认为，传教士美化了中国。但近些年，专家关于世界经济史的研究内容，也从另一个角度，印证了传教士对当时中国社会经济的描述总体符合事实。

一方面，十七世纪，意大利传教士所著的编年体历史著作《中国上古史》出版，在欧洲引起了广泛反响；比利时传教士柏应理在《中国哲学家孔夫子》一书附上的中国历史年表……这些都向欧洲展示了一个不同于《圣经》神学史观的历史编年，对启蒙思想家产生了重要影响。中国的自然历史观，冲击了欧洲的宗教历史观，为西方走出中世纪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

另外，传教士们所述的见闻，在当时也在国家管理和治理制度方面，为启蒙思想家提供思路：包括伏尔泰在内的很多启蒙思想家主张君主制，希望皇权成为与教会相抗衡的力量；利玛窦详细介绍了科举制度，同时汉学著作中，对这一国家管理人才的选拔方式，也几乎都是给予积极肯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