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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世界有其文化脉络和体系，要让西方人完全跟着中国人的思维来思考现代化道路，是不切实际的。但中国大陆提倡尊重、开放、包容、互鉴的认知价值，以挑战西方人的傲慢、自大，随着中国的和平发展，他们终将调整。过程中更需要大陆学者能建构一套能引起好奇、引发探索的现代化理论系统，让西方学者一看就懂。只要他愿意跟大陆谈，西方世界就不得不逐步与他们的傲慢、自大“脱钩”。

杨开煌，台湾铭传大学两岸研究中心主任，曾任台湾中国大陆研究学会理事长、东华大学公共政策所教授兼大陆研究中心主任、东吴大学政治学系教授、文化大学中国大陆研究所教授兼所长。主要从事中国共产党研究、两岸关系研究及少数民族研究。

历史上，孙中山先生曾努力推动系统性的现代化，这是他比同一时代中国知识分子高明的地方。孙中山当年被同时代的人评价为“不切实际”的《实业计划》，如今中国大陆实践而且已远远超越，是了不起的成就。中国式现代化是值得今天中华民族为之奋斗、牺牲的新的长征。

要转变氛围，破解方法是交流。让事实来印证许多研究者认知里的中国大陆已被严重扭曲、丑化。事实上，深受西方影响的台湾知识分子可更好地反省西方的问题，并观察中国大陆政策实践的阙遗，以利中国式现代化的顺利发展。

但不管台湾情况如何，整个世界对中国大陆、对中国式现代化的认识已经“起风了”，我们可以看到越来越多外国人所拍摄的介绍真实中国的短影音(视频)，他们看到中国实实在在的表现就在那里。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西方有其辩论的传统、对事不对人的传统。通过对中国式现代化论述的探讨、辩论，引导其开放心胸，是最好的选项。(完)

5月初，大陆的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国家高端智库和新华社国家高端智库发布了《中国式现代化发展之路》。应该要做的就是这种事情。要取得话语权，必须让西方世界尤其是西方精英分子对你所做的事情从排斥到好奇，从好奇到愿意思考研究。

长河体育从台湾的中国大陆研究、中国共产党研究视角，如何观察中国式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的论述与西方的现代化理论有何差异？如何就此开展中外对话？中新社“东西问”近期就此在台北专访了台湾铭传大学两岸研究中心主任杨开煌教授。

其次就是要整理、建构一套国家发展理论。中国式现代化不能只有实践正确，必须要有一套能够对应西方思维方式的理论论述。这套理论如实叙述，让外界知道中华文化是相容并包的、欣赏并学习差异，她传播、推广自己的价值从不武力强迫，只有“近悦远来”的王道精神。

其二，中国式现代化的巨大动力来自：自我挖潜、自我创新、自我革命，故而可以表现为人民的现代化、和谐的现代化、可持续的现代化。最后大陆并不是和西方作比较，而是跟昨天的自己比，要自我超越，这当中蕴含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哲理。

杨开煌：大陆方面强调，在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长期探索和实践基础上，经过十八大以来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创新突破，中国共产党成功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在我看来，今天，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大陆走过艰辛的历程，总结为中国式现代化的论述，要让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人与自然等关系平衡发展，是符合现当代中国以及第三世界人民所需的一种系统性现代化。所谓系统性现代化，如同中医治病一样不仅仅是只关心“肺”“胃”“肠”局部器官功能的改善，而是全身整个“免疫系统”都健康。

并且，中国大陆已经从“迎头赶上”发展到“带头应变”，中国正在领导世界趋势，开创不同于西方现代化的路径。对于非西方国家和人民，究竟何种现代化符合自己的需求，中国式现代化的新路是可供参考、检验的。

因此，中国式现代化论述要高于西方现代化理论，高于他们只为自己国家利益出发，可以损害他人、他国的现代化。西方一些国家在发展过程中，不利于己就“脱钩”“去风险”、大搞保护主义。中国式现代化是着眼全人类的追求。

其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共二十大报告概括的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之一。中共认为人类的未来应该是要共同富裕、共同现代化。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概念，就是告诉我们，人类的前途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航天领域有“全景效应”一词，即宇航员从太空看向地球时所产生“世界如此之大，而人类纷争及边界之狭小”的感慨或想法。以宇宙之大，人类却在如同星河一粟的地球上争到头破血流，是狭隘的。

如同马克思与同时代的欧洲学者辩论政治学、经济学、政治经济学，最终完整写出一套《资本论》。中国大陆有现代化实践经验，又有“一带一路”的探索，现阶段理应归纳出宏观现代化理论，并持续充实、发展。

过去中国大陆尚未开放或开放初期，西方阵营不太能理解中国文化。台湾的中国大陆研究曾在其中作为“接头”，协助西方世界理解大陆。但是，从反共、反中到现在崇洋，既有的政治偏见在“去中国化”氛围下进一步加深，以至于如今看不懂或者不愿意看到今天中国大陆变化的情况，它正变得缺少价值。

杨开煌：简略地说，台湾的中国大陆研究本应有其先天优势，同文、同史、同文化。但从20世纪中期以来，台湾的中国大陆研究一直是服从于“反共”，并为此政治目的服务的研究。上世纪80年代末以后，研究需求曾经从“服从反共”转为服务于两岸关系和平稳定发展，后来随政权轮替、转变，在“反中去中”“和平发展”之间摆荡。近年来，更成为一套相对封闭式“反中去中”的研究，形成了固化的政治偏见或成见，“自废武功”，这是到今天为止，台湾的大陆研究最大一个损失。

其一，辩证式的现代化。现代化不是否定传统、不是否定对方，所以习近平主席提出“两个结合”，一是结合中国具体实际，一是结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今天，中国大陆要改变外部对自己的认识，当然首先要把自己的事情搞好。例如，经济方面不再是过去凭劳力的代工，而是发展新质生产力，这方面已经取得成果。中国人之所以能够艰苦卓绝、历久弥新地奋斗，5000多年的历史、不服输的精神是基因，今后还要把自己的事情做得更好更有特色。

我也注意到，中共在“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基础上，提出“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第二个结合”，致力于从自己民族的历史与文化中产生现代化的推力，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中新社记者：您曾呼吁台湾知识分子应参与建构中国式现代化论述。不过，台湾政治大学东亚研究所名誉教授邱坤玄近期刊文谈两岸交流时提及，台湾的中国大陆研究逐渐沦为政治工具。此氛围有无改变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