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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降低企业综合融资成本。一方面，通过减免手续费、降低利率、加强银企对接等措施，进一步提高金融市场开放和准入程度，为外资提供多样化融资渠道。另一方面，强化服务体系建设，深化外汇便利化改革，加大外汇便利化政策和服务供给，有效满足民营企业对外贸融资的需求。

近年来，中国贸易便利化水平不断提高，营商环境持续改善。以北京市为例，把优化营商环境作为转变政府职能、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6年发布6版改革方案，1270多项改革措施先后出台，实现了营商环境从“跟跑”到“领跑”的转变。良好的营商环境，让北京成为中外企业创新发展的沃土，2023年前11个月，北京新设经营主体30.68万户、同比增长20.57%，其中外商投资企业2580家、同比增长10.82%。北京着力推动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快建设以科技创新、服务业开放、数字经济为主要特征的自由贸易试验区，以及国家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示范区，吸引外资能力持续提升。2020年至2023年，北京实际利用外资超590亿美元，开放型经济特征更加显著。随着营商环境优化，利用外资结构不断优化，利用外资质量和水平进一步提升。2023年，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53766家，同比增长39.7%，高技术产业引资4233.4亿元，占实际使用外资金额比重为37.3%，较上年提升1.2个百分点。中国积极主动参与并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与主要经济体之间的经贸往来更加密切，将推动越来越多的企业加快融入全球价值链，在要素集聚、技术整合、资源配置、产业布局等方面积极作为。

从地理分布来看，北美、欧洲和东亚地区是全球价值链主要参与者。从增加值出口(生产供应)来看，全球服务业供应中心在美国，中国是推动全球价值链发展的重要力量，已成为全球制造业供应中心之一。

发达经济体在化学和化学品制造业、机械制造业、电气和光学设备制造业以及金融中介服务业等高附加值产业中保持相对领先地位。德国、意大利、日本在机械制造业、电气和光学设备制造业、运输设备制造业等领域表现出色，主要依靠生产技术和附加服务获取增加值。这些经济体以先进制造技术和高质量产品在全球市场占据重要地位，并在一定程度上通过生产合作将技术红利外溢至发展中经济体。以金融中介服务业为例，瑞士、英国等国拥有良好的地理位置、优质的金融基础设施、成熟的市场制度和法律制度，吸引了众多投资机构入驻开展业务，在国际贸易领域发挥着重要作用。

四是持续推进更高水平对外开放。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全面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深化多双边及区域经贸合作，进一步提升货物贸易、服务贸易、投资自由化的水平和规则标准。更好把握国际贸易市场结构深刻变化的机遇，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八项行动切实落地，完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机制，着力扩大国际市场空间。

当前，全球产业体系和产业链供应链呈现多元化布局、区域化合作、绿色化转型、数字化加速的态势，全球价值链也向着多元化、高端化和数字化转型。人工智能、物联网、大数据等新兴技术的广泛应用将为亚洲主要经济体提供新的发展机遇。一方面，通过加强研发投入、培育高科技产业和提高产品质量，亚洲经济体有望嵌入全球价值链高附加值环节；另一方面，自由贸易协定高质量实施，区域一体化深入推进，将为亚洲主要经济体提供更广阔的市场。欧洲主要经济体在研发创新、工艺革新等方面具备较强综合实力，对生产组装等环节的控制能力持续提升，但该区域内部分经济体面临产业结构转型、失业率上升等挑战，在未来发展中需注重加强互补合作、缓解两极分化。

在全球价值链增加值核算体系下，对主要经济体2007年和2021年35个细分行业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进行测算和对比，结果显示，发展中经济体和发达经济体的比较优势体现出各自不同的禀赋特征和发展路径：发展中经济体在传统产业中表现突出，部分经济体在高附加值产业中崭露头角；发达经济体在高附加值产业中保持领先地位，但也面临一系列挑战。不同经济体的比较优势差异，为产业参与国际分工提供了多样化合作的可能性。

测算结果显示，2007年至2021年，简单GVC增加值和复杂GVC增加值均呈扩大趋势。从简单GVC增加值来看，59个主要经济体有所增加，平均增幅约106%，美国、中国、德国稳居前三位。不过，复杂GVC增加值在非金融危机时期增速更快，反映出主要经济体参与国际分工程度不断加深。其中，流回境内的复杂GVC增加值稳步提升，54个主要经济体有所增加，平均增幅约238%，美国、中国、德国稳居前三位；流至其他经济体的复杂GVC增加值持续增长，60个主要经济体平均增幅约113%，排名前十位的经济体结构相对稳定。在复杂全球价值链贸易活动中，流至其他经济体的贸易规模约占89%，一定程度上表明各经济体参与国际分工与合作的深度和广度持续拓展。

从测算结果来看，主要经济体参与全球生产网络程度不断加深，但区域间差异明显，表明各经济体在其中扮演不同角色。在全球生产网络中，亚洲主要经济体分布范围较广，不同经济体在产业链上下游不同环节发挥重要作用，形成了高度互补、分工细化的网络结构，这种参与模式具有较大灵活性和适应性；欧洲地区是全球中间产品重要供应地，也是最终产品重要组装地；美洲和大洋洲主要经济体的相关参与度指标值处于相对较低水平。值得注意的是，亚洲主要经济体曾通过参与加工组装等劳动密集型环节加速融入全球价值链，但近年来随着劳动力成本上升、国内市场需求增加，全球价值链前向参与度、后向参与度均有所降低。以新能源汽车产业链为例，其所涉环节涵盖研发设计、上游原材料供应，中游电池、电机、电控设备及其零部件制造，下游整车组装以及充电服务与电池回收等后市场。相较于传统汽车，新能源汽车不再受限于由发达国家主导的发动机技术系统限制，所需零部件大幅减少，动力电池在生产过程中增加值占比较高，在动力电池以及新能源汽车生产领域，发展中经济体的国际市场占有率显著提高。

发展中经济体在传统产业领域显示出较大竞争优势，例如纺织业，食品、饮料和烟草制造业，橡胶和塑料制造业，皮革、毛皮、羽毛及其制品和制鞋业。老挝、巴基斯坦、柬埔寨、孟加拉国、越南、泰国在上述行业具有显著的比较优势，源于其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以及相对充裕的劳动力资源。在能源和矿产资源领域，部分发展中经济体拥有丰富的天然气、煤炭、铁矿石等资源，成为全球价值链中不可或缺的原材料提供者，为其他地区的工业生产提供了基础；在农业领域，发展中经济体地理分布广泛，拥有丰富的农业资源和良好的气候条件，在粮食、果蔬、畜牧业和渔业等领域具备独特的品类优势，为全球买家提供了多样化产品；在工业领域，发展中经济体在产品加工方面具有明显比较优势，承担了全球价值链中大量的中间产品生产和组装服务。与此同时，一些发展中经济体在高附加值产业中表现突出，中国、马来西亚的电气和光学设备制造业竞争力显著增强，墨西哥的运输设备制造业竞争力排名大幅提升。

全球价值链对应的贸易活动往往需要多个国家和地区进行合作，产品生产过程的不同环节分布在不同地理位置，通常需要多次跨境，形成复杂的网络。根据全球价值链贸易发展过程，结合具体商品品类，可将全球价值链贸易规模(GVC增加值)拆分为简单GVC增加值(跨境1次)和复杂GVC增加值(跨境2次及以上)。根据产品最终去向，复杂GVC增加值可进一步拆分为流回境内或流至其他经济体两部分。

红杏app官方网站全球价值链的发展，折射出现代国际贸易的演进。根据生产分工及跨境特征，全球贸易可分为境内贸易、传统贸易、全球价值链贸易三个部分，分别对应三种情况，即交换活动全过程不跨境、生产过程不跨境、生产过程跨境1次及以上。全球价值链贸易是经济利益在国际分工和价值分配上的表现，同时也是影响国际经济合作的重要力量。

二是完善现代化产业体系。依托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以国内大循环吸引全球资源要素，增强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联动效应。推动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一体布局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推动颠覆性技术和前沿技术创新，以科技创新为支撑加快形成和发展新质生产力，培育更具主导性和话语权的国际竞争新优势产业，引入更多国际资金、技术、人才，提升贸易投资合作质量和水平，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

全球价值链对推动世界经济增长具有重要作用，主要经济体应持续推进国别开放、加强区域协调合作、凝聚全球开放共识，合力推动全球价值链健康发展，共享经济全球化红利。我国是人口大国，目前已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未来需更好把握国际贸易发展新趋势，在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同时，深化区域经济合作，更大力度吸引和利用外资，优化投资空间布局，更好融入全球价值链。

全球价值链前向参与度与后向参与度是衡量经济体参与方式与程度的主要指标，前者指一个经济体出口给贸易伙伴的境内增加值占该经济体总出口值的比重，后者指出口中由贸易伙伴提供的增加值占该经济体总出口值的比重。前向参与度高的经济体多位于全球生产网络上游，主要出口中间产品和服务；后向参与度高的经济体多位于全球生产网络下游，主要依靠进口中间产品和服务进行产品生产与出口。

三是切实保障数据安全。强化工业领域数据安全保障体系建设，提升企业数据安全保护监管能力。健全国际贸易安全体系，探索便利化的数据跨境流动安全管理机制，细化行业数据跨境流动的相关管理措施，更好应对外部贸易安全环境发生的变化。完善数据保护法律体系，增强网络安全防御能力，严厉打击知识产权侵权行为，保护企业及个人信息与数据安全。

在传统货物贸易核算体系下，中国是世界贸易大国。2022年，中国出口国际市场份额为14.7%，连续14年居全球首位。2023年，中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41.76万亿元，同比增长0.2%，其中，出口23.77万亿元，进口17.99万亿元，进出口好于预期，实现促稳提质目标。从经营主体看，民营企业主力作用增强，有进出口记录的民营企业达55.6万家，合计进出口22.36万亿元，同比增长6.3%，占进出口总值的53.5%。从贸易伙伴看，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19.47万亿元，同比增长2.8%，占进出口总值的46.6%。作为共建“一带一路”的旗舰项目和标志性品牌，中欧班列累计开行超8.5万列。

在全球价值链增加值核算体系下，中国在国际贸易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一方面，将服务业纳入核算体系后，全球价值链增加值总额呈增长态势，中国自2010年居世界第二位，2021年约1.40万亿美元，仅次于美国。另一方面，自2010年以来，简单GVC增加值与流至其他经济体的复杂GVC增加值均居世界前列，表明随着参与国际分工程度不断加深，中国与其他经济体协作愈加密切，在稳定全球生产网络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引发国际金融危机，受外部需求走低影响，2008年至2009年，主要经济体全球价值链贸易额出现短暂下降，2010年开始再次进入上升轨道。2020年受新冠疫情影响，全球价值链贸易额再次下降，2021年重回增长态势。全球价值链贸易在经受上述两次世界范围不利冲击后，规模依然呈现增长态势，展现了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的韧性。

从主要经济体全球价值链贸易来看，基于亚洲开发银行全球投入产出数据库计算全球价值链增加值分解指标所得结果，2007年至2021年，60个主要经济体全球价值链贸易额呈上升态势，平均增幅约108%。美国、中国、德国稳居前三位，中国、美国的全球价值链贸易额增长迅速，德国增速相对平稳，2010年中国全球价值链贸易额超过德国，居世界第二位。相较2007年，2021年全球价值链贸易额排名前十的经济体中，美国仍居世界首位，中国超越德国居第二位，韩国超越加拿大、意大利居第九位。老挝、柬埔寨、蒙古国、越南和马耳他增长较快，芬兰、希腊、意大利、挪威等国增速缓慢。以传统贸易为例，世界主要经济体的传统贸易规模呈上升趋势，其间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曾出现短暂收缩，但降幅相对较小。从传统贸易规模看，领先梯队的成员结构相对稳定，中国稳居世界第一位，美国、德国紧随其后。

国别开放、区域开放、全球开放对全球价值链产生重要影响。国别开放是全球价值链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通常指经济体在境内放开贸易、投资、知识产权等领域限制的行为，各国通过制定贸易和投资便利化政策、优化营商环境等方式，吸引和承接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产业转移，从而参与国际分工体系和融入全球价值链。区域开放直接影响全球价值链发展走向，通常指几个经济体在一定区域范围内开展贸易、投资、知识产权等方面合作，在特定经济领域达成共识，认同统一的政策、规则和标准，相关措施有利于加速贸易投资自由化，实现生产要素流动互补，从而深化区域价值链。其关键之处在于，区域价值链是全球价值链的一部分，一定程度上有利于促进全球价值链发展。全球开放决定全球价值链发展水平，通常指世界范围内各经济体在多边框架下实行贸易、投资、知识产权等领域开放，具有广泛性、普遍性和包容性。全球化进程中，经济体及区域之间广泛、普遍、包容的开放措施有利于促进贸易与投资跨境流动，深化产业分工与合作，加快技术创新和转移，提高生产效率，促进全球价值链稳定有序发展。

从行业比较优势来看，测算结果显示，2007年至2021年，中国在高科技行业中的竞争优势显著增强。中国拥有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在纺织业，皮革、毛皮、羽毛及其制品和制鞋业等劳动密集型行业具有显著比较优势。随着出口结构不断优化，出口产品从以初级产品为主转变为以工业制成品为主，出口行业逐渐从劳动密集型转向技术密集型。随着产业升级和科技进步，中国在电气和光学设备制造业、机械制造业等高附加值产业中的比较优势逐渐凸显。2023年，出口机电产品13.92万亿元，同比增长2.9%，占出口总值的58.6%。其中，“新三样”产品(电动载人汽车、锂离子蓄电池、太阳能电池)合计出口1.06万亿元，首次突破万亿元大关，增长29.9%，出口动能丰富活跃。此外，新能源汽车出口120.3万辆，同比增长77.6%，增速超过传统燃油车；光伏组件产量多年居全球首位，多晶硅、硅片、电池片、组件等产量产能的全球占比均超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