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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王树涛提到，不同类型高校的评价机制均应突出对主体品德与社会服务的考查，‌加强对高校主体尤其是研究人员在科学精神、‌职业道德、从业精神、学术品质等方面的考核，增加对不同类型高校的社会反哺力、人才输送力、成果转化力等方面的考查。“分类推进高校改革，意味着在正确的分类定位下，高校要调整发展目标，调整管理机构，调整院系设置，调整学科专业，改革不适应的体制机制。”李茂国认为，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的信号已经明确释放，“一场波澜壮阔的高等教育改革即将拉开大幕。”

“学科结构调整规模大、范围广、结构深、难度高，对高校内部产生的震动不可谓不小，对招生就业影响不可谓不大。”李茂国认为，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要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体制机制。对于高校来说，则是要适当调整学科结构。

此次《决定》明确要求，“建立科技发展、国家战略需求牵引的学科设置调整机制和人才培养模式，超常布局急需学科专业，加强基础学科、新兴学科、交叉学科建设和拔尖人才培养，着力加强创新能力培养”。

近日，不少高校已经展开行动：如四川大学拟撤销音乐学、广播电视学、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等31个本科专业点；东北林业大学拟撤销汉语国际教育、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两个本科专业；西南交通大学拟撤销网络工程、物联网工程等7个本科专业点等。

王树涛进一步解释，目前教学内容追求对科学知识尽可能的广泛覆盖，没有聚焦于某一领域内科学问题的深入探讨。此外，传统学科设置可能无法完全满足急速变化的市场需求，导致了人才培养与市场需求间的结构性失配等问题。而要做到学科交叉，往往涉及多个学科领域的资源和师资，尤其是执教者与研究者胜任力的保障问题，这使得如何合理分配资源也是一大难点。以培养方案的改革为例，王树涛建议，培养方案应充分考虑未来科技发展趋势、产业结构调整方向以及社会变革趋势，还要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手段推动教学方法和手段的革新，通过建设在线开放课程、开展混合式教学等方式来提高教学质量。此外，建立健全质量监控体系，对培养方案的实施过程进行全程监控和评估，及时收集学生、教师、家长、用人单位等主体的建议，根据反馈结果对培养方案进行动态调整和优化，确保培养方案与市场需求的高度契合。

在多年从事教育研究工作的王树涛看来，要建立以科技发展、国家战略需求为牵引的学科设置调整机制和人才培养模式，需要面对“科研方向与教学内容”“学科设置与市场需求”“学科交叉与资源分配”3对矛盾。

近日，记者采访了多位教育领域专家，深度解读《决定》的关键词，分析高校改革脉络与方向。当深思其中“分类推进高校改革”“建立科技发展、国家战略需求牵引的学科设置调整机制和人才培养模式”“超常布局急需学科专业”等要求后，多位专家的共识是——这对于高校来说，不亚于一场革命。

tv6影视在线观看“分类推进高校改革”“超常布局急需学科专业”……这些重量级的关键词一一出现在了《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中。

记者梳理发现，近两年来，学科专业调整的“枪声”已然打响。2023年，教育部等五部门关于印发了《普通高等教育学科专业设置调整优化改革方案》的通知，其中提到，到2025年，优化调整高校20%左右学科专业布点，新设一批适应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的学科专业，淘汰不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学科专业。2024年，《教育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做好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设置工作的通知》中明确强调，动态调整国家控制布点专业和特设专业。根据经济社会科技发展变化，动态调整国家控制布点专业范围。此外，引导高校增设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专业、区域发展急需紧缺专业，建设特色优势专业群，淘汰不符合经济社会发展和学校办学定位的专业。

李茂国认为，这将一定程度缓解改革中的内容更新、手段革新的阻力，促进教育高质量发展。如今，在2035年建成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的时代命题之下，高等教育需打破体制、思想僵局，在人才培养闯新路、开新篇，走好深化改革的新长征。教育兴则国家兴，教育强则国家强。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给出了明确的发展方向，即“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健全新型举国体制，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

“分类推进高校改革的思想是一以贯之的。”李茂国说，但中国高校分类还未成型。从人才培养的工作成果维度来看，李茂国认为，可以借此厘清高校分类的问题，即一类人才将以创造知识为主，另一类人才将以生产服务为主，此外还可以存在两者兼顾的人才。按照此思路，高校可以从两个基本维度来分类：研究型大学和应用型大学；综合性大学和行业性大学。排列组合之后会存在研究型综合大学、应用型综合大学、研究型行业大学、应用型行业大学，以及介于之间的中间类型大学。

7月19日上午，中共中央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和解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教育部党组书记、部长怀进鹏明确提到，分类推进高校改革。经济社会发展实际上对学校和人才的需求是多样的，在高校中既需要“全能选手”，又要有“单项冠军”。此外还将明确各类高校发展定位，建立分类管理、分类评价机制，引导不同类型高校在不同领域、不同赛道塑造并发挥高校的优势，追求卓越、办出特色。

对此，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教授王树涛也有长期的思考。他认为，分类推进高校改革应“按类评估、分层考查”。高校评价机制应当按照高校的类型来分别制定与落实，根据不同类型高校在办学定位、优势特色、‌服务面向和发展实际等方面的情况，构建出每一种类型高校下包含办学目标、师资队伍、人才培养、科研创新等指标在内的评价方案，而且不同类型高校的评价指标在要素构成、权重赋分、底线要求等方面应有所区分并各有侧重。

就在7月初，《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关于开展2024年度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设置工作的通知》中，对于专业布局给出了明确的信号：支持高校面向集成电路、人工智能、量子科技、生命健康、能源、绿色低碳、涉外法治、国际传播、国际组织、金融科技等关键领域布局相关专业，有的放矢培养国家战略人才和急需紧缺人才。

时代在变、教育要变、人才要变。人工智能技术飞速迭代、迅猛生长，给高等教育的深化改革带来了一股强劲的冲击波。随着AI原生教科书、AI原生课程、AI原生专业的相继出现，传统的师生二维关系将被打破，转变为教师、学生、AI之间的三维关系。

在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原党委副书记李茂国看来，分类推进高校改革释放了两层信号：一方面高校改革不允许搞“一刀切”，另一方面允许培养各类行业人才的综合性高校存在，也允许重点培养某一类行业人才的特色高校同时存在。这位曾在教育部、大学管理岗位工作多年的资深教育工作者观察，分类推进高校改革的信号一直有迹可循。早在1993年，《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就提出要制定高等学校分类标准，2010年，《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提出建立高校分类体系，实行分类管理，而此后多个文件又分别提出制定分类管理办法、推进高校分类评价等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