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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岁的中学生刘璃对药物成瘾后，也从第一次的7片，逐渐增加至每次十几片。她第一次尝试过量服药，发生在情绪失控自杀未遂后。第二天，她询问朋友“有没有爽的药”，并购买了一盒“美金刚”，这是一种用于治疗中重度至重度阿尔茨海默病的药物。

当药效减退，刘璃就会再次吃药。连续一个星期，她每天吞下18片白色药片，直到明显感受到记忆力减退、意识模糊等身体反应，才逐渐降低频率。

在陈诚的描述中，右美沙芬可以帮她暂时摆脱痛苦，完全忘记了现实生活中的伤心事，只和幻想、音乐做伴，仿佛自己是“绚烂”的小精灵。

她基本上不在药店买药，而是通过网络代购。绕过了购买处方药的烦琐手续，在代购人员手中，药价自然被抬高了，陈诚每次从代购人员手中买药都得十盒/瓶起步，一盒比在药店买贵上10元—30元。

那次短暂的“调理”没能解决刘璃的问题。状态不好的时候，她脾气暴躁，情绪都憋在心里，甚至“想撞死”。她坦言自己希望去线下看专业的精神科医生，但没有向父母表达过。“(我能感觉)他们觉得麻烦，不想带我去看，那我也没必要麻烦他们了。”不舒服的时候，她就吞下很多药片。

学校老师也向刘璃的母亲提出，希望她带孩子去看心理医生。那之后，刘璃的母亲试图询问女儿发生了什么，但刘璃只说自己“心情不好”。“我觉得她没有必要知道这么多，我自己的事说了她也不明白。”

父母的支持，时常让吴芳觉得羞愧。她很感谢父母的包容，尤其是在戒药的第一个月里，“如果在这期间有某个刺激我的点，我可能真的会重返od。”

而一旦停药，戒断反应又让吴芳生不如死：怕冷、流鼻涕、流眼泪、心脏难受，不想吃任何东西，不想做任何事情，不想和任何人说话，只想赶快吃药。

邢笑萌说，青少年的大脑和心理发育水平还没有完全成熟，药物对他们的损伤要更明显一些，所以治疗一定要尽早，相应的心理干预也非常重要。对于青少年来说，家庭的问题、家长的教育也是非常重要的，家庭环境的优化、家庭成员之间关系的改善，对青少年的预后是非常有帮助的。她觉得，解决药物滥用最好的方法就是不让这种情况出现，在预防上需要社会多个部门、机构协同，早发现、早预警、早干预。

戒掉药物成瘾，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陈诚的戒断反应是身体疼痛、恶心、失眠和拉肚子。反弹时，她忍不住复吃了药。但男友的不离不弃和医生的耐心疏导，让她坚持了下去。她开始试着一点点减药。

李媛知道，朋友加入了一堆od的群聊，并把95%的时间都扑在了od群里。在这里，她和群友反反复复地自揭伤疤和痛苦。李媛曾经试图让朋友远离这些群聊，却没用，“这像是一种交叉感染，但他们觉得只有这群人能够懂自己。”

吴芳仔细查看新闻后，才真正意识到了事情的严重性。之前的她，一次次安慰自己吃这个药是因为肠胃功能紊乱，“这是合法的药物，不是毒品”。

一个月前，吴芳在网上浏览时，在贴吧里意外地发现很多年龄很小的成瘾者在求药、卖药，交流服药之后的感觉，“他们其实都知道7月1日开始国家对右美沙芬实施管制，就在找各种替代的药。”

我国早在1988年就启动了药物滥用监测工作。上世纪90年代初，国家药物滥用监测中心建立。尽管多年间药物管控不断升级，对这群药物滥用的人来说，仍然像在打地鼠。

记者在“右美沙芬吧”中搜索相关信息，看到大量药物滥用者在“建群”“求群”的帖子下聚集。他们在微信、QQ群中详细公开自己的服药情况，据此讨论怎样吃药最“科学”。成瘾性的大小、对身体的伤害、价格的高低、服用的方式，甚至购买渠道，都是聊天记录中的高频词。还有人曾向持有抑郁症诊断报告的群友求助，希望对方帮自己购买处方药。

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公布的数据显示，2022年美国发生了超过10.9万例药物过量死亡案例，其中近70%涉及合成阿片类药物。在我国，因为滥用复方地芬诺酯而导致死亡的案例也偶有发生。

多年来，因隐蔽性强、管控难和戒瘾难，药物滥用的治理面临巨大挑战。在药物管控不断升级之外，药物成瘾者背后被忽视的个人心理健康、家庭等问题，或许才是海平面下的冰山。

相比之下，李媛的朋友就没有那么幸运。李媛尝试带着朋友去医院就诊，但在一家当地三甲精神卫生中心，医生只是将其诊断为抑郁症后便开药结束了问诊。

大学生陈诚现在也说不清自己究竟吃过多少药，但她清楚地记得自己是如何一步步沉沦的：青春期时，内向懦弱、身材瘦小的她，受到校园欺凌和家暴。高考失利后，她又被母亲逼着选了并不喜欢的专业。19岁时，她在网上看到服用右美沙芬可以暂时逃避痛苦，就想试试。

李媛开始真正地接近一个药物滥用者的世界：圈外人很难通过“药物成瘾”“药物滥用”这样的关键词找到这群人，他们在社交平台上更习惯于用“o”“od”来找到“同伴”。“od”是英文overdose的缩写，他们写下自己每天o了几t(tablet药片)药，把o完药后的感受和反应都记录下来，借此凑到了一起。

陈诚开始随心所欲地买药、吃药。与之而来的，是她的身体也产生了耐药性，一次十几粒药已经无法让她产生快感了，她不得不服下更多的药。最频繁的一段日子里，陈诚每天吞下60粒药。

但现实是，吴芳发现，更多药物成瘾者正在寻找其他可替代的药物，而不少人的年龄只有十几岁。日前，黑龙江省安达市青肯泡乡一名14岁初中生，在课堂上吞下30片处方药卡马西平后突然晕倒，被紧急送往医院抢救。

第一次亲眼看见朋友药物滥用后的反应时，李媛被朋友吐了一身，“我以为她要死在我面前”。李媛试图打120，却被朋友一把夺过了手机。

在去医院的路上，刘璃丧失了听觉和视觉。刘璃有遗传性低血糖，她描述这些症状时，母亲以为她只是低血糖犯了。她就诊时声音发抖、身体紧绷，确认没有生命危险后，医生建议她去看看精神科。刘璃的母亲当时回答，“怎么就精神出问题了呢”，她觉得是医生判断错了。

邢笑萌介绍，如果患者进入医院成瘾医学科，前期会先给患者进行脱毒，让患者能够安全停止使用药物，平稳度过急性戒断期。对于患有比较严重的躯体问题或其他精神障碍的患者，也会对症处理，评估后进行相应干预。当患者整体状况好转之后，医院会安排包括个体、小组团体甚至家庭治疗在内的心理治疗，并提供认知、社交技能、解决问题技能的训练和康复。

6月初，吴芳熟悉的药物代购人员，给她发来了国家药监局等部门将右美沙芬等药物列入第二类精神药品目录的新闻。当时，这位药代手上还有一些存货，他想把原本560元一瓶的药以80元一瓶的价格全部卖给吴芳。

右美沙芬，一般指的是氢溴酸右美沙芬，实际上这种中枢性镇咳药一般用于干咳，包括上呼吸道感染、支气管炎等引起的咳嗽。如今它却成为国内最常被滥用的药物之一。

在邢笑萌的接触中，很多家长对药物滥用并不了解，更不清楚滥用药物的一些严重后果，“他们关注的是当下孩子的状态是不好的，所以我们很多时候解决问题要一步一步来。”

在李煦看来，物质滥用不管是青少年还是成人，背后可能是在现实生活中没有一个好的关系，没有和人建立起健康的依恋关系，最后转向依赖某种物质或依赖某种行为。

第一次服用时，效果非常好。快要吃完时，吴芳发现自己对药物有了耐受性，同样剂量，药效却不如最初那样明显，于是她又买了一瓶。

2015年她有过一次剧烈腹绞痛，疼得手抖，打开药瓶时控制不住地抖，一次性吃了15粒。之后吴芳开始呕吐，感觉像是喝醉了，全身肌肉完全不能动，就这样睡了过去。那是她第一次过量服用。

决定彻底戒瘾前，吴芳试图戒药五次，但都因为戒断反应失败了。几年前的一次，停药12小时之后，吴芳开始冒汗，几小时后她感觉心脏快要跳出来，没有办法呼吸，最后因休克被送进了医院。

李媛观察过，“他们的家长普遍有病耻感，觉得学业太紧张没时间给孩子治疗，而一旦确诊精神疾病，无论学业、工作还是正常生活都会受到影响。”李媛发现，很多人一个月od花费400元左右，而寻找心理咨询师动辄上千元，他们宁愿选择用滥用药物解决问题。

根据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的《国家药物滥用监测年度报告(2016年)》，药物滥用指的是非医疗目的反复、大量地使用具有依赖特性的药物，使用者对此类药物产生依赖，强迫和无止境地追求药物的特殊精神效应，由此带来严重的个人和社会问题。

陈诚也希望，能够让心理健康的重要性得到更多科普，消除社会对于心理疾病的偏见。“不要把孩子的求助当成玩笑，科学认真地对待身边的每一个人。”

为戒药，吴芳和家人跑遍了当地几乎所有的三甲医院，但没有一家医院愿意收她。有一次断药要超过24小时了，吴芳害怕戒断反应再次出现，在没有号的情况下，冲进了精神科医生的诊室。但那位精神科的医生甚至都不知道复方地芬诺酯会成瘾。

和很多药物成瘾者不同，吴芳最初接触到复方地芬诺酯，是因为被医生诊断为肠道功能紊乱导致的腹绞痛和腹泻。那时，一瓶药2元左右，有100粒。

李煦认为，管控很重要，采取管控之后，获得这些药物的可能性会减少。但这仅仅是其中的一环，如果放到一个更广的视角来看，如何减少毒品、药物对青少年的吸引力，其实更关键。“从一开始就建立一个比较良好、健康的依恋关系和人际关系，能够让青少年从现实当中得到满足，而不是依赖于物质带来的假象，是减少成瘾的一个很关键的因素。”

直到一则公告发布，对复方地芬诺酯滥用多年的吴芳终于决定要戒掉它。2024年7月1日，根据国家药监局、公安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的关于调整精神药品目录的公告，右美沙芬、含地芬诺酯复方制剂、纳呋拉啡、氯卡色林被列入第二类精神药品目录。

追求所谓幻觉的药物成瘾者，得到的绝不只有快感。几年前，大学生李媛发现，自己的朋友也在偷偷滥用右美沙芬。朋友告诉过李媛，自己从13岁开始滥用药物后时常头疼，反应也变得迟钝，对外界的感知也渐渐变成了关闭状态。

7月1日后，记者在社交平台上顺利加上多位药代人员，他们表示，右美沙芬目前十盒起卖，价格已经从15元一盒逐渐涨至40元一盒。除右美沙芬外，其他常被滥用的药物也都可通过药代轻松购买。陈诚说，对于很多药物成瘾者来说，不会只滥用一种药物。

北京安定医院成瘾医学病区副主任邢笑萌见过太多父母知道孩子滥用药物那一刻的神情——惊讶且不相信。她观察到，首次就诊时以解决药物成瘾为主要诉求的青少年只占诊室患者的一小部分。存在药物滥用的青少年，往往是因为一些精神症状或其他问题被家属送来医院。更多的情况，是患者在就诊时家属也不知晓患者药物使用的问题。后续相处久了，医生逐渐获得患者的信任，在问诊检查中，才会发现他们有药物滥用的问题。

药物成瘾半年后，陈诚的肝肾功能越来越差，身材走样，体力不支，频繁呕吐伤胃，她也想把药戒了。在男友的陪伴下，陈诚终于踏入精神科门诊，并被诊断为重度抑郁和重度焦虑。

在李媛看来，od群里“能凑到一起的，都是没法正规治病的”。她的朋友陷入抑郁时，曾用刀割自己，吞各种奇怪的东西，被救回后，迎面而来的却是她母亲的几个耳光以及“没事找事”的责怪，始终没能得到看病的机会。

“首当其冲的就是死亡的风险，”邢笑萌说，“长期过量服药会对肝、肾、心血管等造成各种各样的损害，如果出现多种药物共用的情况，死亡风险是非常高的。有的药物有一些特殊的使用方式，比如吸食，可能会造成呼吸道的一些损伤。还有就是对认知功能的影响，尤其对青少年，会产生长期的影响。”

邢笑萌曾经在心境障碍科等科室工作过，接触过很多抑郁症、双相情感障碍的患者。她观察到，从2018年起，她接手的患者中青少年的比例多了起来。三年前，当回到成瘾医学科室时，她对青少年药物滥用的情况并没有特别的惊讶，在她看来，这确实是青少年心理、精神健康问题的一部分，但让她尤为不安的，是这些青少年获取这些药物的途径，以及他们对于药物使用风险意识的缺乏。

邢笑萌说，在医院内，医生有足够的信心帮患者停药，但出院之后，患者能否坚持才是更大的难题。“出院之后，患者可能接触到的人，应激性的、压力性的事件，跟药物有关的信息，和家人的关系，都会产生一些影响。”

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心理治疗师李煦接触过很多成瘾的患者，她观察到，很多成瘾的人根本没有意识到自己的滥用是有问题的。“物质滥用的背后通常都会有一些触发的因素，但成瘾者能够维持这样的使用其实还是因为滥用给成瘾者带来了所谓的‘好处’，或者说是‘解决’了一些问题，比如有些人有情绪问题，可能就会滥用这些药物，让自己沉溺在一些看似解决了问题的虚假体验中。”

实际上，在过去的十几年里，国家对于复方地芬诺酯的管控一直在不断升级。2013年7月，复方地芬诺酯片被列入必须凭处方销售的处方药管理，严格凭医师开具的处方销售。2023年2月，国家药监局进一步加强复方地芬诺酯片等药品管理，对药品生产、经营、寄递等环节都加强了监管。但通过一些私人非合法的手段依然可以买到，比如网络邮购、私人网站的药店，甚至有制药厂内部的员工把药放出来牟利。

许多人根本就没有走到诊室门口的机会。刘璃的母亲到现在都不知道女儿在滥用药物。平日里，爸妈工作早出晚归，刘璃会挑他们不在家的时候吃药。最严重的一次，刘璃一口气吞下17片金刚烷胺，未能立刻见效后又多次追加剂量。“结果药效突然起来，整个人直接晕过去了。”恢复意识后，刘璃连续吐了三天，因为一直未能缓解，她向母亲提出想去医院。

660507.cm网站助理医师吴芳时常会回想自己生活中的两种极端——在社交和工作中，她像个正常人，表现出开朗的一面；但当她回到家里，回避家人后，她会迅速拿出大量药物吞下。

右美沙芬的管控在过去几年里同样也经历了收紧。2021年12月，国家药监局发布公告称，将原属于非处方(OTC)的药品(氢溴酸)右美沙芬转为处方药(RX)管理。2022年12月1日，《药品网络销售禁止清单(第一版)》正式施行，其中明确：右美沙芬口服单方制剂被禁止通过网络零售。

吴芳的父亲联系到了北京的专家，在对方的指导下，当地精神科的医生给吴芳开了脱瘾药物，开始进行医疗戒断。脱瘾药物有严重的副作用，会造成血压降低，吴芳需要在家人24小时的看护下监测血压和呼吸。7月19日，吴芳完成了第一阶段的戒断。

刘璃的母亲在网上咨询了医生。了解到刘璃有伤害自己、情绪低落的表现后，医生表示，“可能是抑郁症”。得到这个结果后，父母请了几天假，陪刘璃出去玩了一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