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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国务院印发《国务院关于全面加强基础科学研究的若干意见》提出，建立基础研究多元化投入机制，探索共建新型研发机构、联合资助、慈善捐赠等措施，激励企业和社会力量加大基础研究投入。

“当前，我国的基础研究经费主要来自中央财政，企业投入或社会捐赠比较少。尽管企业有各种税收优惠，但它们更加关注产品产出，投入的方向和基础研究有本质区别。”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所长王贻芳告诉记者，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基础研究多元化投入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基础研究整体水平和国际影响力大幅提升，进入从量的积累向质的飞跃、从点的突破向系统能力提升的重要时期。

2016年，未来科学大奖设立，这是一个由科学家、企业家群体共同发起的民间科学奖项，关注的正是原创性的基础科学研究；2018年，科学探索奖设立，这是一项由新基石科学基金会出资、科学家主导的公益奖项，旨在助力中青年科学家心无旁骛地探索基础科学和前沿技术的“空白区”；2022年，“新基石研究员项目”发布，腾讯计划在10年内投入100亿元，旨在长期稳定地支持一批杰出科学家潜心基础研究、实现“从0到1”的原始创新。

“社会资金是基础研究投入体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是国家投入的有益补充。”3月3日，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院士、宁波大学校长蔡荣根在接受科技日报记者采访时感慨道，基础研究是造福整个人类社会的事业，应当鼓励、支持社会力量投入基础研究。

蔡荣根也持有相似的看法。“从发达国家的经验来看，社会资金常常更多地投向一些平时不太受关注的、非共识的基础研究领域或原创性想法，他们在支持基础研究方面更大胆、更超前。”蔡荣根说。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我国基础研究投入力度不断加大，基础研究经费从2012年的498.8亿元增长到2023年的2212亿元。

ued官方3月1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传来好消息：小米公益基金会向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无偿捐赠1亿元，用于资助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学生基础研究项目，支持本科生开展基础研究。

“有些基础研究方向风险相对较大，财政经费投入相对困难。从整个社会发展来讲，我们确实需要有一些资金能够跟财政经费形成互补，投入一些没有得到大多数人认可、风险相对较高的基础研究方向。发达国家都有专门支持这类风险较高的基础研究的基金会。”王贻芳希望，国内的企业、基金会、慈善机构等能够在一些风险较大的基础研究方向上有所投入。

在蔡荣根看来，社会资金要有意识地投入基础研究，不能只关注后端的成果。因为如果没有前期的基础研究投入，就不会有创新性成果，成果转化也就无从谈起。

2021年修订通过的科学技术进步法规定，国家引导企业加大基础研究投入，鼓励社会力量通过捐赠、设立基金等方式多渠道投入基础研究，给予财政、金融、税收等政策支持。

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加强基础研究，是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迫切要求，是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必由之路。

据统计，2017年美国基础研究经费的45%来自政府投入，剩下的55%来自企业、大学和非营利组织。在英国、德国等欧洲国家，早就有私人基金会和慈善机构资助基础研究的传统。

“近年来，社会资金在基础研究投入上有所增加，总体而言，基础研究多元化投入的情况越来越好。但也有许多社会资金将重点放在设置各种奖项，奖金规模甚至堪比诺贝尔奖。同时不少社会资金热衷于组织论坛、设置永久会址，同质化比较严重，一定程度上是对资源的浪费。”王贻芳认为，社会资金应该更多地关注基础研究本身，而不是关注基础研究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