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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回忆，考古遗址公园这一概念，最初在20世纪90年代提出。在当时轰轰烈烈的城市发展建设过程中，将考古遗址保护下来，是第一要义。

“但这也是一种尝试，我们有8种‘大遗址’类型，考古遗址公园的‘打开方式’有多种可能。”他表示，如今，考古遗址公园越建越多，越建越好，但不代表这就是考古遗址的终点。考古遗址的未来，一定要拥抱科技、拥抱国际、拥抱年轻人，让历史得以展示，惠及更多民众的现实生活。这也是文化遗产尊严的体现。(完)

但时任北京市文物局局长的单霁翔却持有不同意见。“考古遗址公园不仅不妨碍保护，反而促进保护。”他认为，人们不了解考古遗址的面貌就不会珍惜，在上面搭棚建屋，是持续的破坏，甚至盗掘现象都会发生。“我至今都不觉得，回填是最好的保护方法。”

后来，随着吉林高句丽遗址、河南殷墟遗址、陕西大明宫遗址等遗址公园的建设，更多人认识到，原来考古遗址是可以成为公园的。

第一个提出建设遗址公园的，是北京圆明园遗址。此前，考古界、学界没有遗址公园这一概念，遗址发掘后最常见的处理就是回填。有人认为，考古是一个科学的研究工作，公园是民众休闲娱乐的地方，建成公园，考古还怎么干？

当天，2024年国际古迹遗址日世界文化遗产主场活动在浙江杭州良渚举行，单霁翔进行主题报告，阐述其对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的思考。

安博体育客户端官方下载ios中新网杭州4月18日电 (童笑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利用不是目的，传承才是。过去我们立足把考古遗址‘保起来’‘美起来’，今天我们要让它‘活起来’，‘活’在现实生活中。”4月18日，中国文物学会会长、故宫博物院学术委员会主任、良渚博物院名誉院长单霁翔说。

多年前，他曾到良渚遗址考察，看到的却是这种景象：一个浙江的普通农村，遗址地上有废品回收站和乡镇企业，古城周边居民不断开山取石。

但建成良渚古城遗址公园以后，人们的生产生活和遗址公园有了区域区分。良渚古城遗址公园的景观得以恢复，珍贵文物出土的地点进行保护性展示。离遗址地不远，还建了博物馆，游客可以参与丰富的文化、研学活动，能通过数字技术了解5000年前良渚人的生活。

而在单霁翔眼里，良渚古城遗址公园的建设，堪称考古遗址公园建设的典范。“它的变化让我们认识到，考古遗址昨天、今天、未来是什么样的，让遗址公园完成了从‘保起来’到‘美起来’的跨越，像公园般美丽。”

为恢复与建设圆明园遗址，当时北京搬迁了约一千户居民。“如果让居民住在遗址上，一个胡同用一个洗手间，几户居民用一个水龙头，他们能热爱遗址吗？考古遗址公园，只有是大众的，得到民众热爱与保护的，才是当下的，才是历史的。”单霁翔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