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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相关部门来说，管控限流降低了管理成本，也有一定的实效：有高校保卫处负责人说，校园“封闭”了，丢外卖、丢自行车案事件减少；有医护人员表示，聘请专业护工能够提升照护效率……

显然，一些部门单位以“方便管理”或“避免风险”为由进行“防控”，以“怕出事”为由“以限代管”，是将部门局部利益放在群众利益之上的。

疫情早已转段，生活重新回归。然而，一些公共场所疫情期间的防控或限流措施却仍然沿用。例如，某地多家三甲医院仍然对病患家属陪护照看设置“门槛”，称非特殊情况家属不得陪护照看，只能自费请护工。还有部分高校因疫情防控需要“关闭”的大门仍未对公众开放。

当然，放开并不等于放任。高校、医院、景区等是具有公益属性的公共场所，只有在规范有序的前提下才能形成良好互动，共同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

民生为大。社会生活全面恢复的当下，不合时宜的做法当退则退。我们看到，一段时间来，一些高校有序推进校园开放，改进入校形式，赢得好评；不少地方陆续改进博物馆预约机制，线上线下均可购票，游客便利度和满意度得到有效提升……实践证明，通过科学化、精细化、智能化的管理方式，可以找到兼顾群众需求与场所管理的“更优解”。

统一业务门户中通近日，一则某市地铁仍执行疫情期间实名制购票的消息引发关注。乘客在姓名栏随意输入诸如“111”这样的信息也能买到票，有网友质疑实名制购票是否形同虚设。

问政于民方知得失，问需于民方知冷暖。对于城市公共场所管理方来说，要多听一听公众的声音与诉求，多一些从实际出发的考量，把该管的管住，把能放的放开，在活力和秩序的统一中实现高水平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