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运到阿曼sohar port

刘智鹏：经济发展方面，深港两地居民都对彼此的城市化、都会化程度予以关注，两地既是竞争关系，也存在融合属性。文化艺术方面，如前所述，香港北部新界等地区，还保留了不少传统村庄，或是在已经高度城市化的村庄里，人们对传统习俗传承完好，与深圳在传统节日与共同民俗活动上步调一致，对接频繁，彼此高度互认渊源深厚的历史与文化传统。

刘智鹏：深港两地渊源深厚，民俗文化共通。后来两地开始产生显著差异。香港从19世纪中期开始历经殖民统治，后回归为中国的特别行政区，新中国成立后，深圳市的前身宝安县(即原新安县)与内地发展同步，直到改革开放初期撤县设市，成立深圳经济特区后，经济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发展变化。与回归后的香港特区相得益彰。

联合大型民俗活动在过去并不多见，但的确有很高的可行性。如前所述，在深港两地交界生活的人们常为亲族，或是同村，或是同宗，即使被划分至不同城市，依然存在共同的小型民俗活动需求。

如何梳理深港两地的文化联系？怎样加强两地居民的情感交流与国家、民族认同？香港历史学家、香港岭南大学协理副校长刘智鹏日前接受中新社“东西问”专访，予以深度阐析。

海运到阿曼sohar port1573年，明朝设新安县，以南头古城为县治。450年的迁海复界，一县后来诞生两个世界级大都市——深圳与香港。历史长卷中，深港两地山水相依、血脉相连。南头古城的兴衰沉浮，承载着深港地区的文化记忆、历史情感。

更多居民参与的大型民俗活动将是一个不错的主意。不妨畅想两地更多居民共同参与的大型民俗活动，辅以现当代艺术文化形式演绎，用更高调、更高层次的表达讲述两地渊源深厚的文化叙事。

刘智鹏：过去时常见到“香港故事”和“深圳故事”，随着两地越来越紧密的合作与交流，若是从“深港故事”或“港深故事”的概念出发，可在两城边界设立相关主题的文化艺术历史博物馆或展览馆，馆内陈设双方相同或不同的传统文化元素，让两地居民都能在展馆中找到共同的历史痕迹和印记。

在深港两地交界，有一条特别的街道，名为中英街，街心以“界碑石”为标志。“中英街”这个名字，本身就是香港一段特殊历史的映照。从深圳进入“中英街”需办理通行证，因此“中英街”也有“特区中的‘特区’”称号。围绕着中英街街区的生活景观是非常传奇的，中英街诞生本身也是一个值得写进“大历史”的故事。

其中的一个好选择，是位于深圳的CBD，被誉为“深港历史文化之根”“粤东首郡、港澳源头”的“城中城”——南头古城(又称“新安古城”)，其与香港屯门的关系十分密切，曾属于同一管理体制，一方作为行政管理要点，另一方则是军事管理重点，遥相呼应。

中新社记者：“国际化”与内地各地极为多元的文化汇聚现象，是否也能看作深港文化“包容性”的共性体现？您能为读者们分享一个有关深港联系的典型故事吗？

中新社记者：您如何看待深港居民对两地共同传统文化的认同感？是否可以通过举办大型民俗活动等历史文化叙事加强两地的情感联系？

建筑方面，深港两地都是现代化大都市，但比之深圳，可以看到香港如今还保留了不少明清时代传承下来的村庄与古建筑，统计数据显示为600多个村落。深圳的“碉楼”则为香港所无。

刘智鹏：“一国两制”是深港双城在全球范围内独有的特色。可以说当前的深圳是中国各地文化的汇聚地，数十年来的发展进步全世界有目共睹。香港则是联通世界的大港口、大都会，屹立于世界大舞台。然而深厚的渊源又将这样迥异的两座城市紧密结合在一起，放眼全球都难以找到如此高速发展的两座血脉相连城市的案例。

如今在香港找不到碉楼，考察旧照片也无法得出香港曾经有过碉楼的结论。据分析，碉楼在古时多具安保功能，尽管旧时两地都属新安县，但地理位置偏北的深圳更容易受到内地如东莞、惠州等地土匪等的安全威胁，需要建设碉楼来提升安保等级。因此，碉楼是深港文化联系中深圳的特色建筑。

此外，“旧城活化”亦是文化传承的绝佳窗口。南头古城的旧城改造非常成功，已成为不仅对港澳，而且对全国乃至世界各地游客都有吸引力的文化遗址。对香港居民来说，来到南头古城不只可以看到深圳，也可以看到香港的过去。

设想一下，中英街街区原本是一个完整的村庄，因为历史原因被人为地一分为二。也就是说，生活在“界碑石”附近的一家人或一族人，也由此被历史划分开来，一部分人从此属于深圳；另一部分人则成了香港居民，中间以“中英街”相隔，整体形成一个特殊地带。从19世纪中后期至今，中英街两侧原居民在这个特殊地带保留着一定的过去生活习惯，继续往返交流。

刘智鹏：的确如此。深港的文化“包容性”源自相似的移民经历。过去大半个世纪，香港汇聚了来自世界各地的居民，中国内地移民虽以粤闽为主体，也有来自不同城市的，地域跨度很大。细心观察可以发现，很多香港居民无论处于何种年龄，在说话时都表现出不同方言的口音。深圳相对香港对外籍居民的吸纳数量与比例要小，对内地居民的吸纳更多，地域更多元，而且年轻人居多。

刘智鹏，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1960年出生于香港。香港大学中文系学士、美国华盛顿大学博士。香港岭南大学协理副校长，香港岭南大学香港与华南历史研究部主任、香港地方志中心总编辑、屯门区区议员、乡议局增选执行委员、香港古物咨询委员会委员、特区政府康乐及文化事务署本地史顾问、中国国家清史项目《香港志》主要撰稿人。2021年12月，当选香港特区第七届立法会选举委员会界别立法会议员。

从发展路径上来说，当今深圳与香港存在一些共同的城市化特征，但二者存在差异。因为历史原因，香港的主体居民来自广东、福建等地，主要使用语言为粤语方言，艺术、文学的表现则呈现出“国际化”特点。深圳在改革开放后成为一个“新移民”城市，汇聚了来自中国各地的居民，主要使用语言为普通话，衣食住行等方面也呈现出聚合来自中国各地极为多元化的独特文化景观。

可以说这是深港两地文化联系的一个深刻缩影，甚至我们可以围绕这个地带探索对比两地从明清时代到新中国成立前、新中国成立后到今日的各特殊阶段各自的发展脉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