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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后”的刘小同是敦煌研究院美术研究所的一名美术工作者，主要从事敦煌壁画的临摹、研究和创新工作。别人看来可能枯燥的“画像”，却正对他的胃口，画室就是家，除了画画，心无杂念。当时，刘小同正和同事们一起，致力于完成莫高窟第172窟的整窟复原临摹。

2016年入职敦煌研究院，不知不觉，吴绍侠已在敦煌研究院度过了近10个年头，并且爱上这里、依恋这里。她毕业于西安美术学院，曾学习图片摄影专业，毕业后做过产品摄影工作，而后入职敦煌研究院文物数字化研究所负责文物数字化采集、方案设计等方面的工作。

值得一提的是，今年4月，第28届中国青年五四奖章评选结果揭晓，敦煌研究院文物数字化保护团队荣获第28届“中国青年五四奖章集体”。

“在这个车马快的年代，总有人还在坚守着执着，从四年前选择考古到四年后投身敦煌，热爱不变且愿意不顾世俗的羁绊投身其中，这在如今的时代是件太难得的事情了。”在上述北大微信公众号文章的评论区，有网友赞许道。

据敦煌研究院方面介绍，该院文物数字化保护团队，致力于通过科技手段保护和传承敦煌石窟文化，现有专业技术人员110人，其中35岁以下青年67人。经过三十多年的探索研究，该团队在全国不可移动文物数字化领域取得了一定成就，建立起了一套科学、规范的技术体系和成套装备，编制了文物数字化行业标准与技术规范，构建了“数字敦煌”数据资源库，建成了“数字敦煌开放素材库”，为敦煌石窟文物科学保护、敦煌学研究和敦煌文化弘扬传播提供了有力的支撑，曾获“2022年甘肃省工人先锋号”集体荣誉称号。

“随着最后一班满载游客的大巴车从莫高窟返回敦煌市区，白日的喧嚣散去，莫高窟再次静了下来。在城市中久居，人们会对此处的寂静感到惊叹，广袤无垠的大漠中，只余下风掠过白杨树梢发出的沙沙声响。”

“我是2015年12月19日第一次来到敦煌，此前20余年，我生活、学习、工作的地方主要在陕西和广东。这里太不一样了，阳光灿烂夺目，天空澄澈干净，一望无际，地域开阔。”《甘肃日报》后续报道中，敦煌研究院文物数字化研究所数字影像采编室工作人员吴绍侠认为，敦煌是一方让人心静的净土，“站在大漠的中央，站在千年石窟旁，浮躁和烦恼顿时消散。在这里，时间流走得很慢。”

进彩网据北京大学微信公众号7月11日消息，钟芳蓉目前了解到，自己去敦煌主要从事的工作内容是编写敦煌石窟的考古报告，她十分期盼自己入职之后能为敦煌石窟考古报告的编写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熊业腾说：“我与敦煌有缘。这要从我读大二的时候说起。大美敦煌，是写生采风的绝佳地，学校组织安排我与一些同学前去敦煌写生采风。在用画笔勾勒敦煌的景致时，敦煌仿佛与我握手交谈，娓娓道来她的自然、人文之美。”

据新华社2022年报道， 在莫高窟，有一群年轻工作者，他们正值芳华，或受前辈感召，或为实现艺术理想，离开热闹的大城市，来到安静的莫高窟。“站在前辈的肩膀上”是他们共同的感受，“传好接力棒”是他们共同的愿望，“择一事，终一生”是他们共同的信念。

敦煌研究院是负责世界文化遗产敦煌莫高窟、天水麦积山石窟、永靖炳灵寺石窟，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瓜州榆林窟、敦煌西千佛洞、庆阳北石窟寺管理的综合性研究型事业单位。院本部位于敦煌市东南25千米处的莫高窟，分院位于兰州市城关区。

为敦煌石窟内的壁画、塑像“留影”，吴绍侠每天聚焦方寸之中、毫厘之间。“对敦煌石窟文物的数字化采集，远不是按快门、拍张照那么简单。”吴绍侠说，“我们利用定制的轨道，对壁画逐格、逐行摄影采集。拍摄的一行数据会传入计算机，技术人员对图像的曝光、清晰度、重合度、数量等技术参数做检查，符合要求后我们才能再进行下一行的拍摄。如不符合要求，需要定位站点重新补拍。”

其中，35岁的杨金礼自2006年就来到莫高窟，从学徒做起，逐渐成长为敦煌研究院文物保护技术服务中心的一名壁画修复工作者。杨金礼每天都会和同事来到洞窟内“面壁修复”，通过专业技术手段解决壁画产生的起甲、空鼓、酥碱等病害，帮助壁画对抗时间的流逝。

王娇出生于1988年，研究生毕业后来到敦煌研究院考古研究所，7年来，她一直从事敦煌石窟考古报告的编写工作。她参与编写的《敦煌石窟全集》第二卷《莫高窟第256—259窟考古报告》，总计30余万字。而根据《敦煌石窟全集》编辑出版计划，这样的考古报告将要做100卷。

《甘肃日报》报道称，近些年，敦煌研究院吸引了一批青年人才加入，以引进和培养优秀青年人才为重点，先后与中国国家博物馆、故宫博物院等文博机构建立人才互派交流机制，与北京大学签订高层次人才定向培养协议，深入实施文博行业高层次人才提升计划，持续加强与西北大学、兰州大学等高校的人才培养合作。任时光匆匆流去，一个又一个懵懂青年，逐渐成长为敦煌文物数字化工作的中坚力量。虽然年轻人会老去，但这项伟大的事业，总会有人前赴后继、接续奋斗。

报道还提到，95后、敦煌研究院文物数字化研究所数字影像采编室工作人员熊业腾是陕西西安的年轻“后生”，2017年12月到敦煌研究院工作，至今也已6年有余。“我自小在西安长大、在西安读书，那时未曾想过，以后会去距离西安千余里的敦煌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