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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进一步提升执行工作的社会效果，广东高院还出台了《规范执行与善意文明执行服务高质量发展工作机制》，提出了建立处罚预告机制、失信分类惩戒机制，鼓励各地积极灵活采取查封和财产处置措施、企业财产处置宽限期机制、企业信用修复机制等，持续激发执行案件“前端解”的“潜能”。

说起今年3月的一起执行案件，谢韵静记忆犹新。在窗口和当事人面谈后，谢韵静得知申请执行人面临破产、被执行人可能转移财产，当即便为该案启动绿色通道，仅用12天就成功执行了780万余元的款项。

等候区摆放着9台自助服务终端，当事人轻点屏幕，页面便清晰显示出了执行引导、申请受理、材料转收、案件查询、财务专窗、文书模板等10余个线上办理模块。

立案当天，接待人员指导徐某填写好申请书、当事人收款账户等资料，并进行了执前谈话，详细了解被执行人联系方式、财产状况、工作情况等信息，一一记录在案。

看个球app广东省执行案件约占全国1/12，今年前8个月结案平均用时同比缩短26天，执行到位率提升了10个百分点。执行案件大省缘何跑出“加速度”？广东法院推进执行事务中心建设——

执行案件若能前端化解，对于被执行人来说，多了一次不留征信“污点”的机会；对于申请执行人来说，能快速兑现权益；对于社会来说，节约了司法成本，多赢效果显而易见。

通过前期工作，执行人员掌握到被执行人名下的银行存款可以覆盖执行款，立即采取了查控措施，并将案件划分为“简案”，移送至快执组。

今年初，王某因未能如期还房贷，被银行起诉至惠州市惠城区人民法院。判决过后，双方多次沟通，王某仍未履行还款义务，银行便向法院申请了强制执行。

针对群众对执行工作的关切，广东法院依托执行事务中心探索出创建执行团队办公微信账号、开发可视化程序随时查看执行进度、智能机器人导引等新形式，全面打通法院与当事人“线上+线下”沟通渠道。

“依托执行事务中心，法院对执行立案、申请执行人初次约谈、网络查控、点对点线下查控、财产保全、案款发放等事项进行集约化办理，实现从传统‘一人包案到底’向‘多人办一案、责任到岗到人’的转变，执行质效得到很大提高。”钟静微说。

位于白云法院一楼大厅的执行事务中心，窗明几净，“执行立案”“执行异议”等窗口一字排开，执行事务中心的电话号码贴在显眼的地方，窗口上方电子LED屏滚动着在办案件的信息。

之前执行立案归立案庭负责，立案完成后才移交给执行局。执行法官经常要外出开展调解、查封、评估、查人找物等工作，一些当事人抱怨来法院却见不到执行法官。

“我们从‘幕后’站到了‘台前’，通过和当事人面对面交流，方便我们一次性摸清案件，极大提升了效率。”谢韵静说，“摸查好被执行人的状况，有针对性地制定执行方案，让执行在立案阶段就‘起跑’。”

“执行案件一来到窗口，我们就告知当事人进入执行后面临的风险与不利因素，开展督促工作。”惠城法院执行法官古勇新告诉记者，“中心还同步开展财产调查、债权申报等工作，及时查控被执行人财产，先控后督、以控促督。”

今年1月至8月，广东法院出具《预处罚告知书》约2.5万份、信用修复证明或主动履行证明书超5万份，帮助18.4万人恢复信用，执前督促主动履行或和解案件超5万件。

“现在有了执行事务中心，当事人可以通过执行窗口办理执行手续、咨询执行问题、反映执行诉求，实现‘执行法官—执行事务中心—当事人’之间事务工作的双向‘奔赴’，‘面对面’‘一个窗口’完成信息沟通。”谢韵静说道。

执行事务集约化让肇庆市两级法院“尝到了甜头”。今年以来，全市两级法院新收首执案件9089件，执行到位率同比增长18个百分点，平均执行天数同比减少了13天。

“对方账户已冻结，下一步银行划扣就能拿到钱了。”工作人员曹海涛询问具体案号后告诉黄某，并提醒道，“我们会持续跟进，您不用跑，打执行事务中心的电话就能随时掌握进度。”

“执行事务中心为群众提供一站式对外执行服务，将执行接待、咨询等事务性工作前置到服务群众一线。”执行法官谢韵静向记者介绍道。

执行事务中心各小组马不停蹄、紧密配合——执诉前调组向王某发送“执前督促履行告知书”，告知拒不履行生效裁判的后果，并尝试组织双方当事人和解；查控送达组迅速收集财产调查结果，告知王某拟采取的执行措施。

“在集约化模式下，信息查询、文书制作、财产查控事务性工作交由专门的人集中办理，让‘专业的人’办‘专业的事’，各个环节都能大提速。”钟静微补充道。

之前，执行案件需要通过审查、立案、登记、分流、查控等多个流程才到执行法官手中，这一过程不仅耗费大量时间，也容易错过和解督促的“窗口期”。

当天下午，这些材料移交至财产查控组，查控组工作人员钟静微立即发起对被执行人梁某名下财产的线上查控。同时，文书制作、送达等工作也由专门的团队有条不紊地进行着。

执行事务中心设置有执行调解工作室，在执行立案审查中，了解到王某是有还款意愿的，双方争议焦点主要在2万元的利息数额上，于是安排了经验丰富的工作人员组织双方进行调解。

“除了快执组，我们还有普通组和疑难组。之前，我们按案件类型进行分流。事务集约后，前期掌握的信息更加全面，能够将财产情况、履行意愿、信用评估等执行相关因素综合考虑进来，精准地按执行难易程度分辨出‘繁案’‘简案’。”快执组组长梁倍榗告诉记者，“事务集约化也为执行法官松了绑，让法官更专注于财产处置、组织调解等较复杂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