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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图集》体现历史时期中国区域极端旱涝研究的发展和深入，刷新对中国区域气候变迁规律的新认识，将为我国气候应对、防灾减灾、学术科研、科学普及等提供重要支撑。

今天（4月20日）上午，“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应对气候变化挑战”——“世界地球日”院士专家研讨会暨《中国千年区域极端旱涝地图集》新书发布会于北京中国地图出版社举行。

《地图集》是我国第一部关于历史时期极端气候灾害分布与变迁的历史地图集，被列入“十四五”国家重点出版物出版规划重大选题并获得国家出版基金资助。其出版不仅是中国历史气候变迁研究的重要突破，也是在中华文明协调人与自然关系领域所作出的重要学术贡献。

作为反映中国区域极端旱涝时空分布的专题历史地图集，《地图集》充分发挥我国历史文献资料丰富的优势，系统地利用了正史、方志、档案、文集、日记等历史文献，梳理其中包含的旱涝信息，分区域识别公元1000年以来发生概率为10%（即“十年一遇”）的极端旱涝事件，将其表达在地图上。在千年尺度上，实现了区域极端旱涝事件的均一识别，收录旱涝数据达12万余条，绘制极端旱涝年份图达433幅。

葛剑雄则评价道：“ 《中国千年区域极端旱涝地图集》是一项卓有成效的新成果，在研究资料、研究方法、图像表达上取得重要突破，我也由此更加坚信中国历史地理学可以对世界未来和人类命运作出独特的不可替代的贡献。”

未来，《地图集》可为社会减灾防灾提供基础支撑，也可为历史、地理、气象、农业、水利、生态等多学科的研究提供支持，还可服务于相关学科的教学以及社会的科学普及工作。

澳门马博会886161第55个“世界地球日”来临之际，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杨煜达教授团队历时十余年编绘的《中国千年区域极端旱涝地图集》正式发布。

中国位于欧亚大陆的东端，有三分之二的国土面积受亚洲季风系统的影响，95%的人口生活在季风区。由于降水的季节分配年际变率较大，造成旱涝灾害频发，形成对我国危害最大的自然灾害类型，平均每年造成经济损失在2000亿元以上。

作为谭其骧先生编绘《中国历史地图集》的重要助手之一，邹逸麟先生向杨煜达倾囊相授编图经验，指导学生要选好底图、认真核对史料，做到基础数据翔实可信。而历史气候变化领域专家满志敏先生则给予了更多细节指导，鼓励他在旱涝空间可视化上多做探索。历史自然地理大家张修桂先生则对古今政区沿革等方面提出重要指导意见。

围绕极端旱涝这一难题，历史地理学能做出什么样的贡献？如今，这厚重的上下两册《中国千年区域极端旱涝地图集》（下称《地图集》），是杨煜达给出的答案。

其次，是数据补充及更新。《地图集》提供了一套崭新且系统的中国旱涝时空分布历史数据，这些数据不仅有明确区域范围，数据质量也有提升。《地图集》不仅在1000-1469年间新增了11312个站点有效旱涝数据，同时在1470-1949年与《五百年图集》相同的120个站点新增了5459个有效旱涝数据。这套新的旱涝分布数据，将对认识百年—千年尺度上的中国东部干湿变化有重要价值。

历经十余年不懈坚持，复旦史地所三代学人集结智慧、通力合作，使《地图集》得以付梓。这既是复旦大学学科建设高质量学术成果转化，也是复旦大学推进有组织科研、服务于国家重大战略任务的具体体现。

“《地图集》标题中，‘千年’和‘区域’的时空界定，都是经过深思熟虑、具有科学意义的。”杨煜达解释，“千年”这一时间尺度横跨中世纪暖期、明清小冰期、现代暖期三个重要冷暖时段，对全面理解中国极端旱涝时空演变规律具有重要价值。而中国疆域辽阔，降水空间差异大，分区域来识别极端旱涝事件，更契合中国旱涝气候的实际状况，也对现代极端天气气候的风险防范和管理具有借鉴价值。

首先，是研究方法的进步。2014年，杨煜达团队发表《历史时期极端气候事件的甄别方法研究——以西北千年极端旱灾序列为例》一文，“通过这篇文章提出的方法，我心里有了底气，知道在技术上编绘一部区域极端旱涝地图集是完全可行的”。借助《五百年图集》经验，《地图集》根据历史文献资料“记异略常”的特点，设计了分阶段分级判定的研究方法，并根据大致相同的概率密度进行筛选，构建了正史体系与方志体系史料间及与器测资料间可以比较的平台。

中国地图出版社集团有限公司总编辑徐根才，复旦大学副校长陈志敏，中央文史馆馆员、复旦大学文科资深教授葛剑雄，国家气候中心首席专家、研究员张德二，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研究所研究员、中国地理学会理事长陈发虎，中国科学院院士、复旦大学大气与海洋科学系系主任、大气科学研究院院长张人禾，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科学院脊椎动物演化与人类起源重点实验室主任朱敏先后致辞。

1981年，中央气象局科学研究院主编的《中国近五百年旱涝分布图集》（下称《五百年图集》）出版，很长一段时间内成为以地图形式呈现历史气候研究成果的标志性学术出版物。现如今40多年过去，《地图集》在《五百年图集》基础上创新提高，有了显著进步。

杨煜达强调：“ 这样一套历史地图集的编绘，是一个典型的文理结合、学科交叉的工作。我们始终以问题为导向，该用什么方法，就用什么方法，实事求是。”

“我们梳理的资料，还包括上世纪90年代满志敏老师组织复旦史地所同仁抄录的卡片。”杨煜达特别提到。那时，没有相关数据库和数字化文本，复旦史地所学者一页页翻检原书，一条条抄录在卡片上，共积累元代以前文献中的气候记录卡片3万余张。

然而，1950年后，我国大部分地区才有连续的仪器测量记录（即器测数据）。基于这一情况，杨煜达团队收集整理浩如烟海的历史文献，通过分阶段分级判定的研究方法，进行大量数据甄别，实现了对前器测时期极端旱涝事件的重建和发生规律的研究。对此，张人禾给予肯定：“对前器测时期极端旱涝事件发生规律的研究，是进一步深化我国极端旱涝事件成因机制及未来发展趋势认识的不可缺少的一环。”

2010年，杨煜达的博士论文获全国百篇优秀博士论文，由此申请专项资助。在此基础上，杨煜达选择将历史时期极端气候事件作为进一步的研究选题，并把编绘地图集的想法向博士生导师邹逸麟先生汇报，邹先生表示支持。此后，杨煜达开始组织团队，十余年的漫漫编图历程拉开帷幕。回忆恩师，他感怀至深：“ 我在博士阶段才真正进入历史地理领域。听说我要做这项艰巨的工作，很多同学认为难度太大了。但得到邹先生的首肯，我信心倍增。他多次鼓励我说，这是有重大学术价值的选题，要抓住机会、克服困难。”

回望十余年砥砺躬耕之路，杨煜达百感交集。正如他在后记中写道，期间既有挫折和反复，也有成功和喜悦，更多的则是埋头无言的工作。“板凳要坐十年冷，其中辛苦曲折不足为人道。值得庆幸的是，我们终于完成了这一艰巨的工作。”

《地图集》还通过统计手段，检验史料留存丰度的突变点，划分不同的研究时段，据此制定符合史料记载特点的不同定级标准：只有“蝗”没有“旱”，一律不做干旱的评级；只有“雨雹”记载的一律不定级……通过这些方法上的创新，团队对极端旱涝的判断更为合理。

“我们将之献给几位先生，相信后辈学子会在先生们开辟的道路上孜孜矻矻，薪火相继。”杨煜达相信，受复旦史地所学术风气氤氲的年轻学子，也会在未来的科研之路上绽放光彩。下一步，他也将继续围绕历史时期的极端气候事件开展更多深入研究。

编绘这样一部地图集的梦想，早在杨煜达选择将云南气候变化与天气灾害作为自己博士论文选题的时候，就像一颗种子在他心里埋下，“谭其骧先生说过，做历史地理工作，其价值最核心的检验标准，就是是否能在地图上体现出来”。而在本科和硕士阶段，他从事的还是边疆民族研究。

翻开《中国千年区域极端旱涝地图集》，扉页是一行小字——“谨以此地图集向邹逸麟先生、张修桂先生、满志敏先生致敬！”这句话，饱含杨煜达团队对这三位历史地理学大家最真挚的敬意。

“《地图集》的工作可以看作是文理交叉的成功范例。”作为一名气象学家，张人禾感触颇深。他认为，科学研究要服务于国家的战略需求，服务于社会的迫切需要，而国家和社会的需求是问题导向而非单纯的学科导向，中华文明的演变与自然环境的变化密不可分，需要在相关研究中打破学科藩篱，走学科交叉融合创新的道路，而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研究，多学科的合作创新更是必由之路。

一个学科的发展，需要人才的成长和新成果的不断涌现。《地图集》的出版，体现了复旦史地所历史气候团队薪火相承、继长增高的学术创新活力。

由于研究时间跨度向前扩展了500年，团队需从宋元时期留存较少的原始资料中进行鉴别。为保证研究结果准确性，杨煜达团队广泛深入收集材料，全书12万个数据，每一个背后都有尽可能全面的历史文献搜集和反复比较斟酌。经历长达两年的十多轮校对，《地图集》方才落于纸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