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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厄尔尼诺的结束并不意味着其气候影响的结束。历史数据显示，厄尔尼诺次年往往是我国夏季气候最为异常的年份。厄尔尼诺现象对2024年我国气候的影响主要表现为春季气温偏高和降水偏多，夏季可能出现极端强降水和洪涝灾害。2024年夏季后期可能进入拉尼娜状态，这有利于引导水汽向我国东部地区输送，易造成东部地区降水偏多，出现区域性和阶段性洪涝灾害的可能性大。总体预计来看今年可能会出现很多旱涝灾害，尤其是暴雨带来的山洪泥石流的灾害就会多发。

目前来看，我们现在针对灾害防范的科技攻关，主要还是局部做，综合起来的时候就会很弱。目前，针对大基础设施很难有一家机构能够精准评估，现在科学研究的认知还没到达那一步，还需要从模型机理上，对于多样化气候变化环境下的风险进行一个全面评估，这种风险评估应该基于这个地区的综合条件，包括孕灾环境、致灾因子、成灾体的特征等。

所以，我觉得针对灾害的研究，是一个典型的跨学科研究，包含了工程学、灾害风险科学、管理学、经济学等。通过适当的管控，能够有效优化管理上的灾害防范机制，能够切实减轻一些风险，在灾害发生的时候能够直接减少人员伤亡。

提到熔断机制，也必须提一下容错机制，二者是相伴相生的。因为往往会出现，熔断机制启动后并未发生预想的较大规模的灾害。这种现象发生多了，广大公众就会产生质疑，就会出现“狼来了”的效应。但实际上，一旦发生一次灾害，造成的影响都可能是巨大的，这也是我们所提的“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失防万一”。

如何应对极端天气对公共基础设施、城市建设等带来的新挑战，澎湃新闻专访了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副教授、自然灾害学博士孔锋。孔锋主要从事应急管理与综合减灾、气候治理、国家安全方面的科研与教学工作，目前担任北京减灾协会理事、北京市科协防灾减灾专业智库基地专家、应急管理部宣传教育中心应急科普智库专家和中国科普作家协应急安全与减灾科普专家委员会委员。

暴雨洪涝发生后，可能产生一系列的次生灾害。尤其是降雨，它是突发的，它和干旱不一样。干旱它是一个缓发的现象，有一个时间的积累，暴雨是突发的，突发产生一系列次生灾害，人们在防范次生灾害中窗口期很短，准备时间很短。

孔锋：以往研究可能更多关注的是致灾因子。比如说暴雨的成因，主要是城市化、热岛效应、混浊岛效应，有了降雨的对流条件和降雨的凝结条件，水汽充足使得降雨在这个城市形成比较大的降雨。

比如一个海堤，应对海啸设防10米的，突然来了一个20米的海啸；你设防到20米，下一次给来个30米海啸。设防的标准是有限的，不可能完全把资金全部投入到设防安全，还需要考虑到资金的有限性。

另外一种就是灾害保险。从商业化的角度而言，保险机制是最成熟的，我们国家不少地方已经在做了，云南有地震巨灾保险，宁波有台风巨灾保险，河南在2021年暴雨后也推广实施了民生综合险。

孔锋：对，肯定的。灾害资金的筹备，一直以来都是大问题。维护需要经费，如果没有足够的资金维护，自然容易出问题。公共基础设施出现灾害后，更需要钱，要通过多种方式去筹措资金。

“环境灾害的放大效应，往往使当地可能很小的一场灾害，能够产生比以往重大的影响。”孔锋建议，现在气候条件尤其是极端天气气候事件变化太快，对基础设施、对城市的影响也应该像国家发展规划一样，5年进行一次评估，特别是重点的基础设施。此外，建议建立极端天气下铁路、高速公路熔断机制，“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失防万一”。

孔锋：基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今年是厄尔尼诺（太平洋赤道带大范围内海洋和大气相互作用后失去平衡，导致太平洋东部和中部的热带海洋的海水温度异常地持续变暖，使整个世界气候模式发生变化的一种气候现象）次年，我国气象年景总体偏差，春、夏降水偏多，且时空分布不均，极端天气事件多发。厄尔尼诺事件的峰值出现在2023年12月，进入2024年4月份以来，赤道中东太平洋暖海温继续减弱，厄尔尼诺事件处于持续衰退阶段并于5月结束。

重大的基础设施有充足的监测设备，而在一些地区，它的监测设备业主管理产权不明确、不明显、不明晰，一些小的基础设施管理体系不完善、维护的费用不充足、监测的设备不充足，类似这样的问题特别多，也要排查梳理。

孔锋：预警评估不能只看这个桥，还要看桥周边的环境。现在的评估其实第一个是看桥周边的环境，第二个是在不同情境下的评估。比如说，同样一座桥，在国庆、暑假这些客流高峰期，和它在日常时承载流量呈现出来的状态会有差异，所以需要一个综合性的预警机制。

这个其实也不好判断。除了暴雨的高度不确定性之外，汛期预警的窗口期也越来越短。夏季以来，可能前一个小时的预报和后一个小时的预报都不一样，给政府部门预警处置的时间非常短。尤其暴雨可能引发的各类次生灾害影响很大，包括崩塌、滑坡、泥石流等。更重要的一个方面是，预警信息传导机制链条末端存在漏洞。当前很多灾害预警信息传递流于形式，有的预警信息虽进行了转发，但没有反馈机制，信息很快淹没在冗杂信息里。预警信息传递，应该层层都有反馈和回应，而不只是复制粘贴一下就完事。防灾减灾没有“喊醒”每个环节、每个责任人。预警发出后，只有在后续环节中确保“收得到”“用得上”，才能将预警转化为防抗救实际行动，强化主动、互动、联动机制，在面对灾害时牢牢把握主动权。否则，相关责任人可能根本未引起重视，形成“蓝色预警不重要，无须在意”等错误观念，心理上开始轻视，执行上自然懈怠，以至于对预警信息置若罔闻，汛情危险势必随之陡增。

澎湃新闻：这次陕西柞水高速出现垮塌，今年5月份梅大高速出现坍塌，两次高速公路出现问题，这是往年比较少见的。是不是未来极端天气对于高速公路这一基础设施会带来更多冲击？

7月21日，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印发紧急通知，部署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和中央企业进一步拧紧责任链条，举一反三切实加强当前主汛期安全生产工作，严防极端恶劣天气引发生产安全事故。通知专门要求，要进一步深化重点公共基础设施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对公路、铁路沿线地质灾害风险点、临江临河、高填深挖、桥梁隧道、公路下穿通道等重点路段的检查巡查，发现安全隐患及时报告并采取封闭禁入等措施。

澎湃新闻：公共基础设施受到灾害冲击后，恢复重建往往需要大量资金，这对于各地政府而言也是一个压力。目前有一些比较好的筹资渠道建议么？

未来，我们还是要更多发挥市场的资金优势，发挥社会在防灾减灾救灾中的优势，这是“自下而上”的减灾机制，是对“自上而下”的救灾体制的一种有效补充。

但是现在我们针对基础设施的灾害风险评估科学研究，更多只是针对某一个方面，并没有从灾害综合治理的角度去做一个系统的研究。比如说工程学，它更多的是看这个桥梁能够防住多大的洪水，并不能很全面地考虑周边的大环境和极端天气条件、通行人员等。

火博app登录暴雨、山体滑坡、沙尘暴以及寒潮与低温雨雪冰冻天气，越来越频繁的极端天气，不断冲击公路、铁路、桥梁等公共基础设施，也给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带来了严重威胁。今年入汛以来，我国已发生多起因暴雨导致重大灾害。5月1日，广东梅大高速深夜坍塌，致48人死亡，几十个家庭痛失至亲。6月，暴雨再袭梅州，导致平远县38人葬身于暴雨山洪中。7月5日，湖南岳阳市华容县团洲垸洞庭湖出现决堤，长达226米，当地紧急转移7000多人，溃堤77个小时后才得以封堵成功；而涌入团洲垸的渍水需数十天才能排出，被迫离开家园的居民们还在等着回家。此后暴雨往北方掠去，导致陕西宝鸡等城市出现严重城市内涝和山洪灾害，多人遇难。7月19日20时40分许，陕西省商洛市柞水县境内突发暴雨山洪，导致丹宁高速水阳段山阳方向K46+200处严坪村二号桥局部垮塌，截至20日12时，已搜救发现坠河车辆7辆、遇难者12人，1人获救。还有18辆车、31人失联，仍在搜寻。

最近大家一直在讨论，到底留出多长的时间给政府，政府能够有效地实施转移预警效应机制？我国北方最近迎来雨季，进入 “七下八上”的防汛关键期。我们也调研了一些气象部门和应急部门，有专家提出问题：留出多长时间给政府部门来做决策？

孔锋：高速公路是一张基建名片，高速公路的问题都会引发高度关注。在处理高速公路、高铁之类的基础设施遇到极端天气问题的时候，我们以往提到熔断机制。暴雨来临前，飞机可能就停了，有些重点地区的高铁可能就停了。当不能确定暴雨规模，不能保证安全的时候，还是要有这样的熔断机制。

去年甘肃积石山地震影响到了陕西境内，甚至到西安地区。积石山地震其实震级不算太大，但是灾害的影响很大，原因是地震影响了地形地貌的转换地带，会把影响放大。它就像一个放大器，在一块平地上它可能没什么影响，但是在地形地貌的转换带、在阶梯的转换带，就有可能因环境的作用使得灾害影响放大。

除了政府财政资金外，我们更多是通过捐款的机制。从国际上看，应对灾害的资金筹集，有不少来自发行灾害彩票。这个机制我们一直在讨论，但还没有得到官方施行。

比如，一些地区虽然不是直接的震区，但是地震会对当地的地质地貌产生一定影响，地质条件也会产生一定的变化，尤其岩石土壤会产生一定的变化。在极端暴雨情况下，会增加它崩塌、滑坡泥石流的几率。

当前极端天气频发，可能每隔几年就会对你所在地区的一些极值产生一次刷新。所以，现在气候变化对基础设施、对城市的影响，我认为也应该像国家发展规划一样，5年进行一次评估。因为现在的气候条件尤其是极端天气气候事件变化太快了，应该每5年进行一次评价，特别是重点的基础设施。

孔锋：这些公共基础设施在设计的层面，肯定会考虑到极端天气的影响，同时肯定也有一个成本的考虑。现在的问题是，极端的情况正在一次次不断被刷新。

最近，在灾害系统研究中大家经常提到环境灾害的放大效应。环境灾害的放大效应，往往使当地可能很小的一场灾害，能够产生比以往重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