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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表示，总的来看，人类还是有很大概率能够尽可能地控制人工智能为己所用，使之不迅速趋于完全异己和异化的方向。“一般来说，科学技术本身无所谓善恶。问题是谁来掌握它，怎样运用它以及用它来做什么。”

邀请中外政、商、学界重量级专家学者，围绕热门话题开展坦诚、理性交流，为中外思想和文化交流搭建友好的平台，为外界进一步了解中国打开窗口。

“中国在生态文明建设之路上，走得义无反顾。”王珍援引数据指出，2000年到2017年，全球新增绿地面积中约1/4来自中国，中国贡献比例居全球首位。

“重要的是，机器的发展应该为人类服务，人类不是它们的附庸。”麦克莱伦强调，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对人工智能的发展加以规范。然而，他指出，遗憾的是，目前在美国，人们看不到监管人工智能的希望。“因为他们不相信监管的作用，不相信国家的作用。但像中国这样的国家，如果愿意的话，显然是有能力进行监管的。”

她指出，面对生态环境危机，全人类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命运共同体，唯有携手合作，超越国家、民族、文化、意识形态界限，站在全人类高度，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才能有效应对全球性环境问题。

中欧app中新网北京7月1日电 (彭大伟 吴家驹)马克思的学说如何为人类应对当下面临的气候变化等重大挑战、驾驭人工智能发展提供重要启示？为什么说在应对气候危机和人工智能潜在风险等问题上，中国比西方更具优势？

徐锋表示，中国式现代化开创了人类文明新形态，主要因为中国式现代化体现了人类文明演进的一般规律，壮大了人类社会文明进步的力量，并且是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一种实现方式。

近日，《马克思传》作者、伦敦大学客座教授大卫·麦克莱伦(David McLellan)、中央社院马克思主义理论教研部主任左鹏，中央社院统战理论教研部副主任徐锋、中央社院中华文化教研部副主任翁贺凯、中央社院统战理论教研部教授王珍受邀参与中新社“东西问·中外对话”，围绕上述话题展开对话。

从马克思主义的视角来看，人类应当如何处理与自然的关系？王珍表示，马克思认为，“人靠自然界生活”，人类善待自然，自然也会馈赠人类，但“如果说人靠科学和创造性天才征服了自然力，那么自然力也对人进行报复”。

谈及如何看待现代化以及中国式现代化，麦克莱伦指出，一方面，西方社会存在日益加剧的不平等现象。在英国和美国，贫富差距越来越大，令人高度担忧，长此以往必将对社会的肌理和合理的政治安排，造成极大的破坏。另一方面是日益严重的污染问题。“我们目前面临的全球气候危机，其成因包括过去200多年来，西方社会持续进行的工业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