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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全球发展视角看，新质生产力的提出具有重大意义。经过几十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底部压力大增，在成本上优势已不明显；顶部也有压力，相对于美国等发达国家，中国很大一部分产品与服务的附加值尚不足，还处于“微笑曲线”的底部，在国际竞争中缺乏独特优势。

获2018年首届张培刚发展经济学青年学者奖、香港科技大学商学院Franklin最佳教学奖，曾主持承担国家社科重点项目、教育部重大攻关项目等。

pg爆分大奖视频完整版“新质生产力”已成为中国经济的一大热词。从国内视角看，各界已展开较为深入的探讨和丰富的解读。从国际视角出发，我们又该如何更好读懂新质生产力？近日，中新社“东西问”专访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学术副院长兼国内智库部主任王勇，从国际视角来解读新质生产力。

从需求侧看，当前国内需求已从数量转向质量，人们无法容忍严重环境污染，全球对过度碳排放的容忍度降低，中国面临更大国际减排压力，不能再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

一方面，在底部战线——即已有的传统产业上，通过提高效能与质量，以科技进步尽量继续保持竞争优势，避免过早的产业外移；与此同时，在顶部战线必须寻求突破，通过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进入战略性新兴产业与未来产业等全新产业赛道。这两条战线中，底部战线是守成，而顶部战线是开拓，且顶部战线会变得越来越占主导地位。

考虑到地缘政治形势趋紧，尤其是面对顶部战线的“断供”与技术遏制，加大科技创新力度、加快速度发展新质生产力就显得更为迫切与必要。同时必须看到，新质生产力除了能提升国际竞争力，还能提升经济安全与国防安全水平，这与“以进促稳”的内在逻辑是高度一致的。

中国是一个大国，北上广深和东部沿海很多地区具备在战略性新兴产业与未来产业上加速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条件。更广大的中西部地区依然相对落后，传统产业的比重依旧较高，因此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实施场景也会更多地出现在传统产业上。

因此，与其等到国际上倒逼中国转型，不如自己主动转型，这也能更好地体现中央在战略上的主动性、前瞻性。中国向高质量发展和新质生产力转型，关键还是在于发展的内在要求、底层逻辑。

王勇，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副院长、博士生导师。曾任职于香港科技大学经济系与世界银行。芝加哥大学经济系博士，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硕士，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系学士。主要研究兴趣为经济增长、产业升级、宏观发展、中国与印度经济、新结构经济学。论文发表于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等国际顶尖学术期刊以及《经济学(季刊)》《世界经济》《中国工业经济》等国内期刊。

中新社记者：新质生产力强调，创新起主导作用。从全球经济发展历程看，各国在推动创新发展时，是否有一些值得借鉴的模式或经验？

中国作为大国，应充分发挥两大优势：一是人口众多、人才资源丰富，可集中力量发展新质生产力；二是地区经济发展阶段差异，形成产业梯度承接，使产业随技术成熟和标准化，由东部向中、西部转移，保持产业不离中国。

王勇：欧美国家都有产业政策，只是实施方式和力度不同。产业政策的关键不是要不要的问题，而是如何使之更为有效的问题。对于处在不同发展阶段的经济体，对于不同类型的产业，最适宜的产业政策很可能是不同的。

王勇：并不否认，外部压力使中国不得不加快转型发展，但从学术视角看，地缘政治变化只是外因，发挥主导作用的还是内因，也就是中国自身经济转型升级的内在要求。中央在几年前就已经提出高质量发展，新质生产力本质上是高质量发展的关键着力点。

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创新还要遵循平衡原则，就是从0到1的原创新和从1到N的再创新都要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既有从0到1的突破性创新，也有从1到N的改进型创新。

放眼全球，美国虽未明确使用“新质生产力”一词，但实践上一直重视其发展。美国通过有力的产业政策支持新质生产力，尤其在国防部推动下进行技术研发和规模化应用探索，并与商业资本合作推动军民两用技术转化。使其战略性新兴产业如通信、新能源、新材料、生物技术等均受益于国防部的支持。

中新社记者：当前，官方对于“新质生产力”的概念内涵有了进一步阐释。您如何看待其内涵蕴含的关键信息？从全球范围看，是否有其他经济体提出过类似概念？中国发展新质生产力必要性何在？

王勇：新质生产力的核心是创新，创新就意味着巨大的不确定性。比如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就需要大量的、持续的投资，产业何时可以兴盛的趋势还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而未来产业更是连技术方向与产业场景的实现路径都不清楚，比不确定性还多了一层不可知性。

从主要经济体推动创新的经验看，美国强于从0到1的创新，但对从1到N的改进型创新则相对不足，造成一定程度的产业空心化，硅谷与传统工业转移之后的“锈带”两极分化。相较而言，日本与德国更擅长于从1到N的再创新，尤其是德国，高端制造业基本盘强大，但相对缺少从0到1的原创新，影响国家发展的“后劲儿”。

面对高度的不确定性、不可知性，最好的办法就是让市场充分发挥起主导作用，鼓励企业去不停地试错和创新。市场和企业家的创新，最关键就在于健康发达的金融市场，以及预期稳定和承诺可信的法治环境。

最后，产业政策要做好国际沟通。中国已经走进国际舞台的中央。因此，提出发展新质生产力也好，出台鼓励性或限制性的产业政策也好，中国一定要事先做好国际沟通。(完)

“旧质生产力”既可能体现在传统产业上，譬如反映为全要素生产率低，或不符合新发展理念；也可能体现在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上，譬如低质量与低效能，都需要转向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转向高质量发展。

同时，产业政策应保持连贯性和稳定性。对于限制性产业政策，政府应谨慎决策。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投入大、周期长、不确定性高，需要政府坚定决心和长期资本支持。

从供给侧看，旧模式、旧生产力所生产的大多是劳动密集型、资源密集型、技术门槛比较低的产品，在国际竞争中已逐渐失去比较优势。中国人口也已出现负增长，劳动力、土地等生产要素带来的低成本优势不再。

导致这种差异的原因可能是多重的。美国在人才招揽、高等教育与科研上领先，而德、日则以其一流的工程师和职业技术工人闻名。中国需结合美国与德、日的创新优势，提升自身创新能力。

以中国目前所处的发展阶段，在推进新质生产力发展时，下面几点值得特别注意：直接免税或减税优于先收税再补贴，可减少行政环节和信息繁复，提高效率；补贴企业应明确客观标准和退出时间表，避免骗补和延滞；产业政策应与时俱进，随产业发展阶段和瓶颈因素变化而动态调整。

中新社记者：当前，中央和地方在积极谋划政策，支持新质生产力相关产业发展。在您看来，产业政策在推动发展新质生产力的过程中扮演何种角色？从国际上一些主要经济体制定产业创新发展政策看，是否有需要关注的地方？

王勇：概念上，首先，新质生产力必须由“三高”(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的创新打底。其次，新质生产力要有明确的产业支撑，包括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等。再次，要适应新质生产力，就必须改善和提升相应的生产关系。这就对如何深化各种体制机制的改革，提出了更加明确的要求，涵盖教育、科技、人才的体制政策等等。

其实，这也是中国的工业门类为什么能够长期保持齐全的重要原因之一。新加坡、日本以及欧洲很多国家就不具备这个条件，对他们来说，一个产业在国内相对发达地区失去比较优势之后，国内其他地区要么规模太小、要么要素成本差异不够明显，只能向海外转移或被放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