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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和下西洋是世界古代航海史上浓墨的一笔，比哥伦布到达美洲大陆的航行早了87年，比达·伽马绕过好望角到达印度的航行早了92年，比麦哲伦的环球航行早了114年。郑和下西洋时的船舶建造、天文航海、地文航海、季风运用和航海气象预测等方面的技术和航海知识，更是在当时处于世界前列。

《天妃灵应之记》碑高162厘米、宽78厘米、厚16厘米。碑以黑色页岩为料，碑额正中篆书“天妃灵应之记”，周边饰以祥云捧月(日)图案，两旁阴刻如意云水纹，碑体边框饰一周缠枝花卉纹。碑文楷书直下计31行，全文1177字，除其中有若干字磨损外，碑文清晰，至今基本完整可读。

5年后，湖南湘乡人王伯秋担任福建省第一区行政督察专员兼长乐县县长时，偶然在县署档案中看到有关碑刻的史料记载，于是立即派人四处寻找，最终在草丛中发现它。后续王伯秋对碑刻进行摹拓，分寄国内外学者鉴定。

2014年3月27日，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发表演讲时提到，中华文明是在中国大地上产生的文明，也是同其他文明不断交流互鉴而形成的文明：“15世纪初，中国明代著名航海家郑和七次远洋航海，到了东南亚很多国家，一直抵达非洲东海岸的肯尼亚，留下了中国同沿途各国人民友好交往的佳话。”

郑和下西洋期间，不仅通过多种形式与当地开展双边贸易，还向海外传播中华文明，将中国多领域文化和技术带入亚非国家，向当地人民传授凿井、筑路、捕鱼技术，推广农业技术和农作物栽培方法，推行货币、历法、度量衡等。同时，亚非国家文明成果也传入中国。中外文明实现双向交流与共同进步。(完)

由于原始档案被毁，有关郑和下西洋的往返年代和意义，过去一直以乾隆年间张廷玉等人编修的《明史》为准，而这一编纂时间远在郑和下西洋之后的200多年。

《天妃灵应之记》碑文分前后两个部分，详细记载从明永乐三年至宣德六年(1405-1431)，郑和前六次下西洋的经过和结果，以及第七次下西洋的任务等。

我们现在见到的这块《天妃灵应之记》碑，实际上历尽艰辛才来到众人面前。1930年，福建长乐一位农民在南山天妃行宫遗址(现郑和史迹陈列馆)挖土时发现了此碑，当时的长乐县县长吴鼎芬深知石碑弥足珍贵，遂派人将碑移到县署“思善斋”侧。吴鼎芬离任后，此碑因无人看管继而被乱草掩盖。

利奥国际登录陈列在福州市长乐区郑和史迹陈列馆中的一座石碑做到了。这块《天妃灵应之记》碑由世界著名航海家郑和在第七次下西洋前命人所刻，因此又叫“郑和碑”。

石碑里记载，《天妃灵应之记》碑是明宣德六年十一月，由郑和亲自撰文。在第七次下西洋前，郑和组织整修圣寿宝塔(又名三峰寺塔)、天妃宫，并在天妃宫左侧修建一座三清宝殿。南山上，塔、寺、宫、殿俱全，依照郑和的话来说，便是“画栋连云，如翚如翼”，并刻下这块石碑。

按照碑文记载，郑和下西洋旨在“赍币往赉之，所以宣德化而柔远人也”。《天妃灵应之记》碑载“大小凡三十余国”，郑和足迹遍及亚非，形成密布于“海上丝绸之路”的交通网。

因此《天妃灵应之记》碑成为研究郑和下西洋最为确凿可靠的直接“证据”，它的发现在当时学术界引起很大反响，学者们纷纷写文章进行评述、考证，掀起了以实物资料与文献资料相结合进行研究的新热潮。

《明史》中关于郑和七下西洋的记载有不少错误。比如《明史》认为，郑和下西洋旨在寻找建文帝并展示大明兵力。但据《天妃灵应之记》碑记载，郑和下西洋是为了“往诸番国，开读赏赐”。前者的说法是出于政治目的，为后来学者所编撰，后者则是郑和亲自刊记，可信度更高。

出于安全的需要，船队配备了大量武器，曾击溃过由数千人、数十条战船组成的海盗船队。但是，郑和七次远洋航海，却没有占领一寸土地，只传播文化与技术，促进交流与繁荣，留下中华文明与世界文明交流互鉴的佳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