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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定位精度的要求从亚米级到厘米级，我们需要对沉船每处细微的结构、每件暴露的文物进行准确、详尽的记录，再加上文物是十分脆弱的，如何安全地提取也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难题。”说起当时面临的挑战，邓启江随便就能举出好几个。

近期，他正忙着与团队共同完善南海西北陆坡一号、二号沉船遗址的考古发掘与文物保护工作方案。“我们计划从2025年到2030年，在原址保护基础上，对两处遗址开展深海考古重点发掘、保护与研究。”

“我们以往的水下考古工作，主要聚焦在浅海和内陆水域，通常依靠人工潜水的方式开展调查和发掘。”邓启江说，对1500米水下的深海文物开展定点调查，团队的经验很少。此外，与其他的海洋科考相比，水下考古的要求更高，其他类别水下科考的经验没法照搬。

“今年4月，我国首艘深远海多功能科学考察及文物考古船‘探索三号’正式出坞，未来将进一步提高我国深海考古的保障和支撑能力。”赵宋园有了新的期待。

澳门威斯尼斯人2022年，海南岛与西沙群岛之间的南海海底，科考队员发现了两处沉船。1500米水下尘封了500多年的往事，渐渐浮出水面。

8月，深海先进技术暨深海(南海)沉船考古主题展在海南三亚崖州湾科技城亮相。珐华莲池纹梅瓶、象形执壶等精美文物的复制品，与“探索一号”“探索二号”科考船和“深海勇士”号载人潜水器模型同台展示。深海技术装备与水下考古的跨界融合展露无遗。

这一点，赵宋园深有感触。“提取文物前，我们会把计划提取的区域截图下来，截图上每一件器物都可以看得清清楚楚。”如此清晰的图片，得益于全景摄影拼接和三维激光扫描技术，这也是让邓启江印象最为深刻的一根“硬骨头”。“没有先例可以借鉴，我们做了很多的尝试，比如，拍摄时潜水器应该离遗址多高，潜水器前进的速度该有多快，根据水流的影响如何调整潜水器航行的方向，潜水器的相机和灯光如何布设等等。”

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长基线、超短基线、惯性导航等多种综合定位导航系统，有效提升了定位精度；多种潜载海洋地球物理探测设备，对沉船遗址进行了综合地球物理探测调查，探明了沉船遗址的分布范围和所在海域海底的地形地貌特征；木材DNA提取、鸟枪法测序等多种检测分析手段，确认了二号沉船遗址原木的属性……

两处沉船遗址分别被命名为南海西北陆坡一号、二号沉船遗址。在国家文物局的统筹部署下，2023至2024年，国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中国科学院深海科学与工程研究所、中国(海南)南海博物馆对两处沉船遗址开展了三个阶段的深海考古调查。

邓启江的言语中透露出几分期待和兴奋。过去两年，南海西北陆坡一号、二号沉船遗址相关工作，几乎填满了他日日夜夜的每个缝隙。

“在工作现场，所有成员只有岗位，没有单位之分。”邓启江说，南海西北陆坡一号、二号沉船遗址深海考古调查充分体现了多学科、多领域的交叉与合作，集合了考古学、海洋学、地质学、化学、生物学等多个学科的专家学者，共同开展全方位综合研究。

今年，由我国自主研发的6000米级无人遥控潜水器“狮子鱼”号首次参与沉船遗址考古，并进行了3次下潜作业，完成测线精细调查、文物拍摄等工作。

邓启江说，团队逐渐探索出了一条深海深拖探测，自主式水下航行器搜索，载人潜水器、无人潜水器调查的深海考古调查作业范式和工作流程，通过昼夜交替作业，成功提取大量珍贵文物和海底沉积物等样品，为后续的深入研究提供了丰富资料。

“深海技术装备的发展，为水下考古拓展出了更大的空间、更广的领域；水下考古的需求，又反向促进了深海技术装备的发展。”国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水下考古研究所所长，南海西北陆坡一号、二号沉船遗址考古调查项目副领队邓启江表示，科技创新与深海考古的携手，将开创出更多的可能。

“到达沉船遗址现场的时候，灯光一打开，大量码放整齐、堆叠有序的陶瓷器等文物展现在眼前，那种震撼无法用语言描述。”考古调查项目骨干赵宋园执行了三个文物提取潜次的任务，带领他抵达水下的就是“深海勇士”号——2017年10月，中国第二台深海载人潜水器4500米级的“深海勇士”号在南海完成规范化海试，自此投入高频次常态化运维。这一深海利器成了此次深海沉船遗址考古的有力支撑。

900余件文物陆续浮出海面，再现了明代中期海上贸易的繁盛景象，填补了我国古代南海离岸航行路线的缺环，完善了海上丝绸之路南海段航线的历史链条，丰富了“一带一路”倡议的历史文化内涵，维护了我国在南海神圣不可侵犯的主权和权益。

2022年，中国科学院深海科学与工程研究所在海南省三亚市东南约150公里的海域发现了两艘沉船，初步判断散落范围达上万平方米，推测文物数量超过十万件。邓启江以“非常激动”来形容自己得知这一消息时的心情，“对于我们学考古的人来说，这样的发现非常珍贵。”

在提取文物时，赵宋园依靠的是新型柔性机械手——“深海勇士”号机械臂尾端的机械手套上了一层柔软的硅胶，确保“抓住”文物时，金属不会直接触碰文物表面，保障了文物的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