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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张铭荣也不忘苦心钻研剧本。比如在排练长生殿时，一共四本戏，他负责第二、第四本戏，因没有折子戏参考，剧本完全由张铭荣自己撰写。为将两本戏的内容设计得更加热闹，他查阅各类资料，把“安禄山造反”的情节，放在“合围”中使戏增色；在“舞盘”中，加入“杨贵妃跳舞”“李隆基打鼓”的情节，体现出两人兴趣相投的爱情。

长期以来，大量的演出造就了张铭荣极为丰富的舞台经验和宽泛的戏路。张铭荣精通武丑、文丑戏种，武丑戏代表剧目有《问探》《盗甲》《挡马》《借扇》等，文丑戏代表剧目有《茶访》《问路》《教歌》《痴诉点香》《势僧》等，这为他后期转型成为导演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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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铭荣对待演出极其认真。有一次，他到浙江东阳演出《时迁偷鸡》，台下观众十分热情，当他用力做完一个后空翻落地时，突然发现自己的一条腿不能动了。他预感到这条腿应该断了，怎么办？难道就这样，像钉子一样钉在舞台上吗？“盖叫天老师演《狮子楼》的武松时，从高台翻下也摔断了脚，但他还是坚持演完了整出戏。我演的‘时迁’，也是梁山好汉，绝不能倒下！”他默默地在心里说，坚持到大幕落下。

张铭荣，出生于1942年，籍贯江苏镇江，是我国著名昆剧表演艺术家、国家一级演员。1961年毕业于上海市戏曲学校第一届昆剧演员班，师承“传字辈”老师周传沧、华传浩、王传淞，以及京剧名家盖春来等，毕业后即得京剧名丑艾世菊、张春华指点。曾获1959年首届上海市青年会演优秀表演奖、2000年首届中国昆剧艺术节荣誉表演奖、2001年第七届中国戏剧节导演奖（昆剧《琵琶行》)、2006年文化部“昆曲艺术优秀（导演）主创人员”、2009年6月第四届中国昆剧艺术节特别荣誉奖（昆剧《寻亲记》）等荣誉称号。

在剧团，张铭荣有时被戏校邀请去教戏、上课，赵磊、江志雄、孙敬华、娄云啸、谭笑等深受观众喜爱的演员，都曾上过他的课。张铭荣十分关心后辈的发展，对青年演员，有说不完的嘱托：昆曲演员要及早整理自己在艺术上的前进步伐，想清楚自己怎么走；在继承传统上，第一步要学，第二步要不停总结，这样才会进步；进步就是在原有基础上，无论往前走一步也好，走半步也好，都得要走；传统要保留，特别是经典剧目要稳定、固定，但也要实事求是地分辨，不能走弯路，为了迎合新观众而扔掉老观众；戏曲无非是演员的技艺和讲故事两个方面，通过演员的技艺展示，把故事讲得更生动、更好看，所以演员一定要努力提高技艺，不光是武戏，文戏也要学，要知道昆曲文戏的特点和长处。

昆剧多为折子戏，折子戏串起来就是一出大戏，如《长生殿》50折、《牡丹亭》55折。排练大戏时，需要两位导演，一位是外请的话剧导演，另一位则是懂昆剧的副导演。张铭荣常被团里派去做副导演。由于性格好，他与很多导演的关系都处得相当不错，而且他从不挑戏，经常参与群戏，在合作了十几位导演后，不知不觉中积攒了丰富的导戏经验。

身为导演，张铭荣十分关注昆曲的发展。他认为，昆剧的经典剧目，能不大动就不要大动，因为其传承千年，不能轻易否定，否定的有可能恰恰是昆曲的精华。而对于一般的小戏，也不要太捧得高高在上，随着观众文化水平的提高，昆剧不能再“孤芳自赏”了，在不妨碍全貌的前提下，要让大家都能够接受。“特别是丑角，本身要起到活跃（戏）的作用，更是需要思考这个问题。”张铭荣说。

1964年，张铭荣向党组织递交入党申请书，1965年正式成为一名中共预备党员。当被问及“入党动机”时，这位老艺术家笑了，说：“我在戏校上学的时候，整个社会都有一个大氛围，那就是毛主席在1963年提出的‘向雷锋同志学习’。”一直以来，雷锋“永不生锈的螺丝钉”精神深深影响着张铭荣，不仅在生活中“走到哪儿，好事做到哪儿”，更成为他长期从事昆曲表演的“艺术信条”。从台下十几年如一日的练功、学习，到台上每一个动作、每一句台词，张铭荣从来都是事无巨细，认真对待。

在戏校，“传字辈”老师曾向张铭荣等学生传达“一颗菜的精神”。张铭荣解释道：“白菜的菜心只有一个，却需要层层绿叶的包裹，才能成为一颗晶莹如玉的白菜。”“一颗菜的精神”让张铭荣懂得“合作”二字的重要性，更让张铭荣明白：为人、为戏，要为集体、为大家，舞台上的表现不仅需要个人的付出，更需要大家的努力，方能凸显主角，让整台戏浑然一体。

张铭荣胆子大，也肯吃苦，在舞台上摔过很多次。他曾从叠起的三张桌子上直接摔下来过，在做“小翻提”时脚下一滑，甚至直接摔晕在舞台上。然而，一次次的摔打并没有“劝退”他，反而让他更勇于尝试各种新技巧。张铭荣看到川剧《白蛇传》中，哼哈二将有一个轮流翻跟头的动作很新奇，跟头轻巧且俏皮好玩，于是也想试试。他在水泥地上铺好一块毯子，上来就练，没想到直接摔在地上晕了过去。

那场考试竞争十分激烈，共有1400多人报名，最后仅录取60人。张铭荣打小调皮，因为身形灵巧，所以会翻墙头、竖蜻蜓、打虎跳。老师们见他如此活跃，一眼便指定他学“小花脸”。

新中国成立前，张铭荣的父亲是运输行的业主，由于很喜欢京剧，常带着大儿子张铭荣去看戏。新中国成立后，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私人运输行并入铁路局，他父亲成为一名铁路工人。张铭荣记得，父亲当时一个月工资68元，家中8个子女，经济实不宽裕。当父亲从报纸上看到华东戏曲研究院训练班招昆曲演员，且不要学费，还有伙食费补贴时，就让对戏曲感兴趣的张铭荣考虑去考戏校，以减轻家中负担。

当时，文化部导演班曾到上海青年京昆剧团招生，但是仅有一个名额。张铭荣主动把这次宝贵的机会让给一位得病的同事，“同事只学过武戏，如果不去学导演就没有戏演出，我自己是丑角，还有一些戏可以演。”他解释道。也因此，张铭荣在做导演期间一直是“无照”营业。

进入戏校后，张铭荣一开始学习《下山》等文丑戏时，由于年纪小，没有生活经验，怎么学也学不像。昆教组的周传沧老师、华传浩老师见他是男同学里个子最小的，喜欢翻跟头，就让他学武丑，还亲切地叫他“小萝卜头”。自此，张铭荣苦练身段、毯子功、靶子功等。之后，一出《问探》，让他站到了舞台中央。这是张铭荣掌握的第一出“五毒戏”，让他在丑行中崭露头角，此后老师都让他来演武戏。

不管在戏校还是上海青年京昆剧团，张铭荣一度都是演出最多的青年昆剧演员。不过在这些演出中，主角戏只占少数，更多的是枯燥而又乏味的配角戏和龙套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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