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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0月25日，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对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发回重审的被告人余华英犯拐卖儿童罪一案一审公开宣判：被告人余华英犯拐卖儿童罪，判处死刑。

今年5月，江门中院又联合市检察院、市教育局出台《关于落实教职员工从业禁止制度的工作指引（试行）》，针对未成年人容易遭受教职员工侵害等问题开展专题调研，深挖问题根源，向有关部门提出综合治理类司法建议。

在父亲坟前，她用嚎啕大哭宣泄、诉说着积攒的委屈和思念。第二天，又去祭拜了埋在另一座山上的母亲。这一天也是她的生日，姨姨、舅舅们一下买了7个蛋糕。那一天，也是她被拐卖后，第一次过真正的生日。

2021年5月15日，她回到了贵州省织金县，回到了离别26年的家。她数了数，当时共有20辆车接她，比自己结婚时的迎亲车还多3辆。那一晚，她和姐姐像小时候一样，睡到了一个被窝。她紧紧挽着姐姐的胳膊，但彼此又有些不习惯。

“通过普法教育让孩子们从小就明白法律的底线、知晓权利的边界、认识潜在的风险，当他们面临选择时，便能用法律的尺子来衡量，避免走向错误的道路。”在叶毅贞看来，预防性的保护措施，比事后的补救要有效得多。

经过一年的帮扶教育，小兰从脚不着家的青少年，变成体恤父母的好孩子，不仅找到了满意的工作，与父母的关系也明显改善。回访中，小兰妈妈对赵淑云不住地表示感谢。

普法之责，重担在肩。目前，江门法院共有58名法官和法官助理在81所学校中担任法治副校长，累计开展送法进校园、法院开放日及模拟法庭等活动超过135次。她叫李素燕，也是杨妞花。这两个名字，如同她微信头像里隔着一面镜子的两个身影。从李素燕找回杨妞花，34岁的她，用了29年。

2013年，全省法院重大改革创新项目——“圆桌审判+心理干预”项目在蓬江启动，改法台式审理为圆桌式审理，灵活运用与未成年被告人生理、心理特点相适应的方式进行审判。

她的微信名是“宝贝回家”。这些年，她从未停止过寻亲回家的脚步。多年前在江苏务工时，她就在警方的DNA数据库进行了登记，有了家庭后，渴望早一天回家的想法愈发强烈。她无数次幻想过见到父母的场景，幻想着把这么多年受的委屈，向父母一口气说完。

2022年3月，彼时刚满16周岁的小来因为多次盗窃，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在李萍秀看来，孩子是因为缺乏家庭引导，受不良风气影响才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

互联网时代，社会发展日新月异，青少年违法犯罪问题也日益突出。作为珠三角城市，江门深刻感知到了社会转型给少审工作带来的压力。品牌打造者、蓬江法院法官林侵稳说：“法律除了威严，还有教化作用，在判决之外更重要的是借庭审教育令孩子改过，挽救孩子。”

今年的10月23日，“人民法院少年法庭成立四十周年成就展”在中国法院博物馆正式开幕。36年前，同样在10月，江门新会法院成立少年犯合议庭，两年后各基层法院统一设立合议庭模式的少年法庭，以“注重疏导、寓教于审、惩教结合”为原则，全面铺开少年审判工作。

今年4月，江门中院与市检察院、市公安局联合印发《关于开展性侵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人身损害赔偿工作的指引（试行）》，从证据收集、权利告知、赔偿情形、赔偿金数额确定、法律援助和心理疏导等方面统一了司法尺度。

这些年，她一次次梦到父母催她早点回家。几乎每一次提到父母，她总会感到“喉咙发紧”，随后变得哽咽。丈夫也一直鼓励她寻亲找家。2021年，在志愿者鼓励下，她通过网络发出寻亲视频，引发关注。在寻亲志愿者和广大网友帮助下，她终于找到了姐姐。却来不及高兴，就听到父母双双离去的噩耗。

这是江门中院推出的法治校车普法活动。校车一共8站，车上的40名孩子从幼儿园到初中不等，在上下学的时间，法官通过一个个生动的案例小故事，给孩子们带去网络信息安全、身体安全、预防学生欺凌等知识，引导他们学会用法律保护自己、抵制不良诱惑。

听到判决那一刻，她的眼泪应声而落。走出法庭后，她被众多媒体和来自各地的寻亲人士一圈圈包围着。她说，法庭上，她见到了垂头丧气、双手发抖的余华英。这是此前四次见面中，从未有过的情景。

这是江门法院在少年审判领域实行“法官+导师”模式、推动未成年人审判与庭后教育相结合的首次探索。2024年，18岁的小来重新回归社会。在来信中，李萍秀读出了一个少年光明的未来：“少年审判是一场特殊的希望工程，让他们回归正途才是最重要的。”

诚然，加强未成年人司法保护及犯罪防治工作，单靠法院的力量还远远不够。近两年来，江门中院不断探索跨部门协调联动，积极牵头、参与制定了多份工作指引，不断织密未成年人“保护网”。

经历过太多痛苦的她坦言，婚姻很幸福，她非常珍惜这个家。婚后的她，每天都要把客厅地板擦上数遍，湿的墩布拖一遍，干的墩布再拖一遍，觉得不干还会用吹风机再吹。“院子、大门、院外过道，哪儿都擦得亮堂堂。”在她和丈夫共同努力下，这个小家买了新房，购了汽车，还有了3个可爱、懂事的孩子。

1995年，年仅5岁的杨妞花被余华英从贵州拐走。1996年，被卖到了三千里外的河北邯郸农村。从那一刻起，李素燕代替了杨妞花。失去了名字，也错过了本来的生活。她曾把这段经历概括为“委屈”：经常挨打，村里人谣传她是养父童养媳，小学还未读完就辍学，十几岁就外出务工……

26日晚，疲惫的她，从贵州回到了河北，回到邯郸的家。这是她长大的地方，也是在这里遇到很多好心人。她说现在喜欢这个地方，还约姐姐全家一起来过年。客厅墙上，是一张9人全家福，那是她和姐姐两个家庭的全部成员。也是她们相认后，第一次一起过年。

尽管少了父母陪伴，她感到现在的自己并不孤独。她有一起打拼幸福的丈夫、有3个可爱的孩子、有能随意开玩笑甚至发脾气的姐姐、有善良的养父，还有那么多关心她的网友和媒体。

今年6月，她特意去改了名字。看到新身份证上的名字，她笑了。她说，“回家”后的她，叫杨妞花。“想把这个名字一直叫下去。”(完)

此后的她，积极协助警方搜集线索。最终，那个伤害她的人落入法网，并被送上审判席。或许，这是迄今为止，她对自己“被拐卖人生”最大的安慰，也是对在另一个世界父母的告慰。

家，是她内心深处最渴望的地方。成年后，通过婚姻，她有了自己的家。她和丈夫结缘于相亲，那是她第一次相亲。她的结婚条件很简单，甚至有些“卑微”，不论男方条件，“只要婚后不打我就行”。随后又补充说，“其实偶尔打一次也行”。

特殊的遭遇，让她有多个生日。刚来时，生日是养父家庭从庙里求来的，长大后又把拐卖儿童中间人随手写下的信息当生日，直到寻亲成功，她才知道了自己真正的生日。看到聋哑养父也没有生日，她把此前的生日，送给了他。

她最想过的日子，就是被父母看着慢慢长大，结婚生子后老人还能帮忙带娃。心心念念，是因为“没有过”。相比委屈，她更痛心于父母的过早离去，这也让她变得勇敢。她发誓，一定要抓到拐卖她的人。她要报仇，替自己、替父母，还有那些有着一样遭遇的家庭。

江门中院举办“湾区少年与法同行”活动，港澳学生走进法院，“沉浸式”体验内地法治建设成果；江海法院建立全市首个校园法官工作站，开展法治教育课、指导学校正确处理校园欺凌等事件；新会法院推出“少审爱立方”项目，举办启超家风亲子学堂；鹤山法院打造“平安同心”普法品牌，让妇女儿童普法工作落到一线……这些形式丰富的普法活动，在侨都大地频繁上演，春风化雨般守护着孩子们的成长。

近年来，江门法院始终秉持“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和“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数呈连续下降趋势，同时，严惩侵害未成年人的犯罪行为，努力让每一个孩子都沐浴在法治的阳光下。

27日，她对记者说，等到余华英案完全结束后，她想放下过去的一切，回归正常人生活。就像她微信页面介绍的那样——“归零，更新，重启，向上，释怀。”她说，找到家那一刻，很多事都已释怀。她一直努力寻找父母，只是想让父母知道自己在找他们，想说自己过得很好。而没能见面的遗憾，却永远无法释怀。

与常规的法庭布置不同，在圆桌审判中，法官、当事人、辩护人围坐一桌，以减轻未成年被告人的心理压力。庭审过程中，专业的心理辅导师还会对被告人进行心理帮教。

被拐卖让她到底经历了怎样的痛苦，记者没有问，她也没有细谈。直到现在，这个已是3个孩子的母亲，依然不敢独自待在封闭的空间里。她说会产生一种“被人用皮带勒脖子的窒息感”，即使洗澡时，也会仰着头去洗头，一低下就会害怕，“却又不知道害怕什么”。

2021年，17岁的小兰因结交社会不良青年、对另一名未成年人实施欺凌行为，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三个月。拥有多年少审工作经验的赵淑云发现，小兰父母常年忙于工作，忽视了对孩子的教育和监护，导致孩子缺乏正确的价值观和行为规范。

一门三院士，九子皆才俊。在启超故里江门新会，家风家训世代传承。2022年家庭教育促进法的正式施行，标志着家庭教育从传统的“家事”上升为新时代的“国事”。

如今的她，成了一名助人寻亲的志愿者。前段时间，她整理了1000份寻亲启事，用防水材料打印后，一部分寄往外地，一部分贴在本地跑长途的货车上。她想借助网友的信任，去帮助更多有着相似经历的家庭。她一次次接受媒体采访，就是想鼓励更多有同样经历的人勇敢站出来。她也希望丢失孩子的父母，都能好好活着。“不要像我，找到亲人回家时，却什么都没有了！”

人人体育app官网下载一百多年后，位于粤港澳大湾区重要节点城市，广东江门法院持续打造“法护未来守望侨都”未成年人司法保护品牌，为未成年人向阳生长撑起法治“晴空”。

她的课上，有个孩子听得特别认真。孩子后来不幸遇到侵害，但令人欣慰的是，她第一时间报了警。“我是法官的学生，我知道该怎么做。”这名11岁的孩子说。

这是全省的首份《家庭教育令》。以司法手段对“养而不教、监而不管”行为给予纠偏，标志着少年审判工作从“审理”向“治理”迈进。截至2024年9月，江门全市法院共发出《家庭教育令》《关爱未成年人提示卡》等349份，一批批孩子在法律保护下向阳前行。

现在，她会经常往返河北和贵州两地。她说，每次回贵州老家时的心情都很复杂：为周围全是亲戚而开心，也为少了父母而难过。“无论白天多热闹，晚上各自回家后，唯独我的家里没有人。”她甚至还恳请记者，在她回老家后不要问敏感问题。她说父母离去，那里已不再是家。在不是家的地方，她不敢哭出来。

杨妞花，是父母给她起的名字。她想找回的，不只是名字，还有家，“一个站在猪圈上就能看到山洞、屋里有父母和姐姐的家，一个总是充满笑声的家”。她记着父亲、姐姐的名字，记错了母亲的名字。这些，是5岁人生被改写时，为数不多的零散记忆。一起被记住的，还有一个叫余华英的女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