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翁彦俊：御窑博物院最核心的一项业务是考古，除去物理上的挖掘，也尝试进行一种更深入的挖掘。不论是成立景德镇古陶瓷基因库对碎瓷片进行整理、研究，还是定期进行文物展陈，都是对御窑文化的一种深入挖掘。

此外，景德镇古陶瓷基因库已经做了一期数据库，这个数据库将有序对外界开放。在不久的将来，很多人都能访问这个数据库，不论是作为个人喜好单纯的浏览欣赏，还是需要陶瓷纹样来做产品设计开发。(完)

据了解，本次活动共设有航海模型制作赛、航行赛、遥控赛、车辆模型竞速赛等四大赛项8个小项，旨在以赛事为载体，培养出既有理想信念、道德情操、文化素养，又有纪律观念、法治意识、创新能力的时代新人。

比赛现场，直航水池区的小选手们手持舰船模型，展开激烈竞逐。“南昌号”中国海军导弹驱逐舰、1/40电动南湖“红船”、“自强号”创意赛车等一只只红色模型在规定的赛道上驰骋；静态制作区，“中共一大会址”、“天安门”、南湖“红船”等现场制作的精美模型逐一亮相，展现出新时代好少年朝气蓬勃的精神面貌。

这些碎瓷片上，还记录了很多中外交流的信息。在造型上，可以看到有一些中西亚地区金属器造型的器物，例如扁壶，但它上面的纹样又是中国的龙纹，甚至还看到有明代永乐年间甜白釉的三壶连通器，更是一种从造型到纹饰都是仿自西亚地区的金属器，但用的却是中国的瓷器来做载体。

在景德镇的外销瓷中，不仅有国内通用的瓷器远销海外，还有专门为国外定制的瓷器。例如纹章瓷，一些欧洲的家族或者团体会要求把属于自己家族的特殊标志烧在瓷器上，甚至东印度公司等会在景德镇定做一些瓷器，这类产品一般都较为精致。

目前景德镇古陶瓷基因库已经做了将近2000套物理标本数据，同时还研发和利用机器人，来帮助基因库加速处理陶瓷标本。古陶瓷基因库最终需要形成将近5万件标本，才能初步说清楚从晚唐一直到民国时期，官、民窑陶瓷产业的发展变化。

翁彦俊：这些碎瓷片是御窑厂特有的现象，经过几十年的挖掘和保护，目前已出土了近2000万片碎瓷片，这些瓷片对御窑厂来说，又有更加特殊的意义。御窑厂有着严格的拣选制度，常是“百不得五”。落选品在早中期时会打碎集中并分类掩埋。在这样的制度下，御窑厂不论是样式、水平，还是研发创新都达到一个巅峰。

天津市滨海新区寨上街道工委副书记赵辉在活动致辞中表示，要加强革命传统教育、爱国主义教育、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传承发扬好红色基因，让“红色文化”发挥出教化育人、凝心聚力的作用。景德镇御窑厂地下埋藏的碎瓷片讲述了怎样的古瓷往事？景德镇御窑厂为何能在600多年间做到佳器频出，高峰迭起？哪些瓷器见证了东西文明互鉴？景德镇御窑博物院院长翁彦俊近日就此接受中新社“东西问”专访。

景德镇御窑博物院如今的“形象代言人”——“岁岁鸭”，便是御窑文化与文旅结合的一次尝试。“岁岁鸭”的原型为明成化素三彩鸭形香薰，在御窑厂遗址内发现了它的碎片，产品由于各种原因没能在当年“进宫”，其成品也未见传世。如今，这只“岁岁鸭”不仅前往北京故宫博物院进行修复，还出现在各类文创上，深受大量游客喜爱。

188金宝搏betapp官网下载中新网天津6月29日电(刘峰奇)29日上午，2024年天津市红色模型主题系列教育竞赛活动(汉沽站)在滨海新区开赛，来自天津市的300余名中小学生齐聚一堂，以赛促教，以赛促学，共同赓续“红色血脉”。

翁彦俊：御窑厂是明清时期专为皇宫内苑制作御瓷的官办瓷厂，它并不是突然出现也不是一蹴而就的。景德镇在晚唐时期开始制瓷，北宋时期开始御供，元代设立“浮梁瓷局”，明初设“御器厂”，在清代改称为“御窑厂”。

翁彦俊，景德镇市陶瓷考古研究所所长，景德镇御窑博物院院长，北京大学考古学博士，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博士后，副研究馆员，江西省十三届政协委员，江西省欧美同学会副会长。景德镇御窑厂遗址、落马桥窑址等考古队领队或执行领队，御窑文化策展人，曾从事菲律宾和美洲地区中国古代瓷器贸易遗存的考古调查，创立“景德镇古陶瓷基因库”并于2023年入选国家文物局文物事业首批高质量发展案例。

通过这种深入挖掘，可以去做各种当代应用。一方面可以帮助更好理解古代社会，复原古代工艺；另一方面能通过展示传统文化的魅力，激发更多文旅意愿，向世界讲好瓷器故事。

御窑厂内挖掘出了大量青花瓷的碎片，青花瓷不论是从原料上还是纹样或者是器型上，都能看出不同工艺和文化交流碰撞的痕迹。青花料最早是从古波斯进口的苏麻离青，这种材料进入中国后由景德镇匠人创造出了惊艳中外的青花瓷，最后青花瓷有一部分进入宫廷供皇室使用，还有一部分传入中西亚地区，甚至销往欧洲，这也是当时中国对外贸易和交往的重要见证之一。

此外，还可以看到许多民窑的产品，模仿了御窑厂的官样。例如葡萄牙里斯本的桑托斯宫，天花板上镶满了景德镇的瓷器，很多青花瓷器的纹样，就仿自御窑厂的官样。官窑和民窑之间的互动使得景德镇的瓷器生产竞争力很强，也使得瓷器成为当时对外交流中非常重要的载体。

从考古挖掘出的墙体、窑炉等遗迹来看，御窑厂在永乐时期正式起建，且有了非常正规的布局。不仅有官署，还有相应的官样、督陶官、经费以及工匠等。御窑厂不仅是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品类最多、工艺最成熟的官办瓷厂之一，还是一处能全面反映官窑陶瓷生产和历史信息的文化遗存。

在御窑厂，哪怕一件成品烧制好了，但不符合进宫的标准，依然会被打碎掩埋，一方面是不让带有皇家纹饰图案的瓷器流入民间；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当时的匠心，不好的产品不允许流出。

还有青花瓷中所用的缠枝纹，枝条带着枝叶缠缠绵绵的图案，这种纹饰可以在古埃及看到其雏形。人们对这种缠枝纹所传达出的生生不息循环往复的感觉十分喜爱，即使是在不同文化背景下，对美好都有一种理想的追求，而这也能成为不同文化语境下沟通的桥梁。

不论是在工艺或制度，还是文化交流方面，御窑厂毫无疑问是明清时期中国制瓷业的巅峰代表。可以说明清时期，几乎所有的重要瓷器创新都发生在御窑厂，并且御窑厂通过对民窑的输出与互动，共同促成景德镇成为世界的制瓷中心，也由此进一步奠定了中国成为“瓷的王国”的地位。

在朝廷的礼制里有一部分很重要的仪程被称为宾礼，举行宾礼的过程中常会与其他国家和地区互赠礼品。其实完全可以有理由相信，当年郑和下西洋之时，就携带了在御窑厂定烧的瓷器，去赠送给航行过程中交往的国家和地区。在海外的考古中也能发现这一点，例如在肯尼亚拉穆群岛上发现的中国瓷器，还有在阿联酋拉斯海马考古发现的瓷器，可能就是当时御窑厂定烧的一类瓷器。

从这些碎瓷片中，可以得到很多成品以及传世品所不具备的信息，御窑厂内出的不少绝品和孤品未见传世，不论是北京故宫博物院还是台北故宫博物院内都没有，碎瓷片可以拓展对陶瓷品类的认知。另一方面，御窑厂出土大量的半成品、窑具、工具等有助于揭示当时的生产工艺、生产制度。

翁彦俊：御窑厂生产和制作的瓷器，首先是国之大事所用，各种礼制场合需要用到瓷器；其次是在宫廷日常生活中使用，这些使用场景就决定了御窑厂的产品需要非常精良，且设计各方面很讲究。在这样一个要求下，御窑厂的生产有相应的官样，也有大笔的资金，使用的窑炉和原料、参与的工匠等各方面都是最好的，这些瓷器都是在不惜工本去完成设计和制作条件下生产出来的。在如此高规格、严谨的制度下，产生了能与之相匹配的技术与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