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冠体育app下载

新修订的文物保护法明确文物的定义，明晰了文物保护法的适用范围和保护对象，并规定文物认定的主体、标准和程序，由国务院规定并公布。

“这些制度旨在最大限度保障城市开发建设中的文物安全，实现文物全面保护、系统保护、整体保护；既保证文物免遭建设工程破坏，又避免增加建设单位时间和资金成本。”陆琼说。

法律的生命力在于实施。“下一步，要全面贯彻落实法律规定，深入推进普法宣传教育。”金瑞国表示，将继续开展配套法规规章制订修订工作，把文物保护法确立的主要原则制度予以细化，推动文物保护法律体系更加衔接协调、系统完备。

文物管理的现代化，需要与科技发展、信息技术应用相适应。新修订的文物保护法明确规定国家加强文物保护信息化建设，鼓励开展文物保护数字化工作；同时强调国家鼓励开展文物保护的科学研究，推广先进适用的文物保护技术，提高文物保护的科学技术水平。

此外，新修订的文物保护法还在鼓励社会力量参与文物保护、促进中华文明起源与发展研究、支持开展文物保护国际交流与合作等方面进行了规定。

近年来，我国不断加强流失海外中国文物追索返还工作，成功促使2100多件（套）流失文物重归故土。本次修订明确我国流失文物追索返还工作机制，规定国务院文物行政部门依法会同有关部门开展追索返还。

文物普查是国情国力调查的重要组成部分。新修订的文物保护法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文物行政部门应当加强文物普查和专项调查，全面掌握文物资源及保护情况”。

亚冠体育app下载文物保护法为何重新修订？这部法律将如何更好在文物保护、传承和利用方面发挥作用？“新华视点”记者采访了有关专家和业内人士。

文物安全是文物保护的红线、底线和生命线。为最大限度确保文物安全，本次修订通过增加违法行为行政处罚种类、设定不同档次处罚、提升罚款金额等方式，进一步增强法律震慑力。

“本次修订根据我国文物普查调查工作实际，从法律层面明确了文物普查调查制度，为推进文物系统性保护和统一监管提供有力支撑。”国家文物局文物古迹司司长邓超说，文物是不可再生的文化资源，新修订的文物保护法明确对不可移动文物进行修缮、保养、迁移，必须遵守不改变文物原状和最小干预的原则，确保文物的真实性和完整性。

她表示，文物保护法的修订，体现我国加强文物整体性、系统性保护，推动构建党委领导、政府负责、部门监管、社会参与、全民共享的“大保护”格局，有助于深入发挥文物价值。

“修订文物保护法是将成熟经验做法上升成为法律规定的重要举措。”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文化室原主任朱兵表示，上一次修订以来，我国文物保护状况不断改善，文物资源内涵扩大、保护成效彰显。为更好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坚持保护第一、加强管理、挖掘价值、有效利用、让文物活起来的工作要求，需要系统完善文物法律制度框架。

中国文物学会副会长陆琼表示，新修订的文物保护法增加不可移动文物保护规划制度，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制定有关规划时将不可移动文物的保护措施纳入其中，二是组织编制行政区域内不可移动文物的保护规划。此外，从严规定未定级不可移动文物的保护措施，有助于加强城乡建设中文物保护工作，妥善处理文物保护与城乡建设的关系。

“新修订的文物保护法加大对文物违法行为处罚力度。”国家文物局政策法规司司长金瑞国说，“本次修订明确文物行政部门依法实施监督检查，对违法行为可以采取相应行政强制措施。在加强行政监管的基础上，增加新闻媒体舆论监督、群众投诉举报、检察机关公益诉讼等内容。”

根据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我国未定级不可移动文物总量超过60万处，约占不可移动文物总数的80%，文物保护与城乡建设的矛盾较为突出，且基层文物保护机构和人员力量不足，亟待通过完善法律，旗帜鲜明地加强未定级不可移动文物保护。本次修订从认定程序、保护措施、原址保护、迁移拆除等方面，进一步完善了未定级不可移动文物保护制度。

新修订的文物保护法明确“在确保文物安全的前提下，因地制宜推动不可移动文物有效利用”“文物保护单位向社会开放，应当合理确定开放时间和游客承载量，并向社会公布，积极为游客提供必要的便利”等，规定文物收藏单位应“通过借用、交换、在线展览等方式，提高馆藏文物利用效率”等。

文物工作在传承文明、服务社会、促进发展等方面的作用日益凸显。在确保文物安全的前提下，推进文物合理适度利用已经成为社会共识。

“本次修订鼓励文物利用研究，明确有效利用文物资源提供多样化多层次的文化产品与服务，明确文物保护单位和博物馆有序开放要求，发挥文物在提供公共文化服务、更好满足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需求方面的重要作用。”中央民族大学特聘教授王云霞介绍，本次修订着眼于文物价值挖掘阐释和文物合理有效利用，在总则中作出原则性规定，并在不可移动文物、馆藏文物等分章作出具体规定。

近年来，我国文物工作面临着新形势新任务，文物保护领域出现了一些新情况新问题。朱兵表示，我国迫切需要通过修订文物保护法进一步提升文物工作的法治化、规范化、制度化水平，为推进实现文物领域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法治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