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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岁的马含雪说，她的奶奶已经70多岁了，不方便出门，家里也还有其他弟弟妹妹以及庄稼需要照看，奶奶只将她送上车，她跟其他许多孩子一样，自己坐车过去，父母在东莞大朗镇等着接她。在她记忆里，从她6岁开始，父母就常年在外打工了，这一趟暑期大巴专线，她已经独自坐过几趟。

2000年，游忠华以20万的价格买到一块地，在前锋修建了一栋6层的自建房。一层用于生产加工，其余的出租。2014年，游忠华将毛织加工生产作坊交给妻子和儿子打理，他专职从事“流动警务室”的工作，协助大朗派出所调解与四川人有关的矛盾纠纷。8万家乡人在这里，每天各种纠纷麻烦总是少不了的。

在大朗，有许多面向外来民工子弟的民办学校，不看户籍、无需社保。但一年1万元以上的学费以及将来要面对的升学问题，仍然难倒了不少家长。更重要的是，即使有家长将孩子留在东莞本地上学，最后发现，仍然很难照顾到他们。 

整栋民房只有一层，他们租下了一个大间，用于加工生产，里面摆放着一张上下铺，他和妻子平时工作、吃饭、休息都在这里。没有自来水，院子里一口水井用于洗漱，另外还要购买桶装水饮用或做饭。

东莞大朗镇被称为“毛织之都”，这里20余万名毛织工中，广安前锋人超过8万名。这些川籍毛织工人们的孩子，不少常年跟随爷爷奶奶“留守”家乡。

周琪涵是今年“五一”的时候才和爸爸妈妈分开的。之前的日子里，她一直在爸爸妈妈身边。“再困难，我们都在一起。”周爸爸说，孩子在东莞大朗镇上完幼儿园，考虑到户籍、学籍等问题，去年只能将她送回广安前锋区广兴镇上小学。

陈昌德很快在厂里学会了毛织技术，买了一台手摇织机开始接活。从最初自己动手，再到请附近村民帮忙，陈昌德看到了发展的希望，他回到四川老家，把战友带了过来，紧接着，他的兄弟姊妹也来了，纷纷加入毛织行业。

由于上货需要，两轮电瓶车、电动三轮车遍布大朗镇每一个角落，无论外地人还是本地人，家家必备。载着137名孩子的大巴车队刚停下，一辆辆电动三轮车就迅速围了过来，拉上人后迅速消失在了大朗的大街小巷里。

距离云飞几百米之外的孟涵，从事的是毛织缝盘上一个环节的加工生产。孟涵20多年前就来到这里，在毛织厂短暂工作几年后就和丈夫出来单干，从几台手摇织机开始，到如今有10多台数控织机，24小时轮班生产。

周爸爸告诉澎湃新闻，他本来打算在老家找个营生，或自主创业，但过了很久，没在老家找到合适的事情。“还是要出来找生活，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路途遥远。这些孩子有的由爷爷奶奶或外公外婆陪伴，有的有专程赶回来的父母陪着。另有一部分孩子则是独自出发，老人们将他们送到上车点，因各种原因无法同行，却又放不下心，便招呼大巴司机，希望路上能帮忙多照看一眼。

据公开资料，东莞大朗镇97.5平方公里，常住人口75万，毛织产业加工生产从业者20余万人，其中超过8万人来自四川广安市前锋区。大朗的毛织加工产业占据了全球五分之一的份额，可以说全世界每10件毛衣，就有一件可能出自前锋人之手。

而广安近年也一直在想办法将这些人引回家乡，当地还建起了毛织产业园，已有部分创业者回乡发展。对陈昌德来说，今后的去向，要看哪个地方能提供更吸引人的营商环境和条件。

云飞的老母亲带着两个孩子从广安过来过暑假。两个孩子小学毕业之前都在大朗镇上民办学校，一年花费4万元。到了初中，他们将孩子转回老家由老人照顾，但老人很难管得住孩子，如今老二沉迷游戏，他现在也不知从何管起了。

如今已经完全融入东莞当地的陈昌德说，大朗常住人口75万人中，户籍人口仅11万人，几十万外来务工者是当地的巨大财富。现在东莞正在想办法留住打工者们，作为大朗毛织产业的核心区，巷头社区现在更具针对性，就是想要留住四川人。目前整个社区四川籍毛织产业个体户2000余家，共1.6万人，占据了整个社区的四分之一。

“儿行千里母担忧，何况他们都还是这么小的孩子。”广安市公安局前锋区公安分局广兴派出所所长蒋成军告诉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137名孩子中，一部分孩子是在没有亲人陪伴的情况下，首次单独远行，最小的还不到8岁。因此，前锋区公安分局将“乡情警务”工作进一步延伸，派出民辅警随行，确保孩子们在路途中的安全，让家长们放心。

7月4日中午12点，经过近30个小时1400多公里的行程，两辆大巴车率先抵达东莞大朗镇巷头文化广场，时间比预计晚了几小时，接孩子的父母们早已等候在广场上。

大朗镇的小巷里，许多居民楼就是一个、甚至几个毛织加工作坊，毛衣在这里完成初加工之后，被送往工厂上色，然后上市，发往世界各地。

中考之前，孟涵回去陪读了一年，儿子今年如愿考上了广安一所高中。7月3日，孟涵带着孩子回到了大朗。她说，她家这样的毛织个体户还算不错，也只能做到现在这样了，而更多的毛织工家庭，打工生存与陪伴孩子，只能择其一。

周琪涵坐在父亲的电瓶车上，穿过街区，进入到一条狭小的巷子，在一栋自建房前停下，这是一个简陋的毛织缝盘作坊，是周琪涵妈妈工作的地方，一家人在这里团聚。这是一次小别重逢，两个月前，父母还在老家陪伴周琪涵，现在她又独自一人千里探亲。父母眼里充满愧疚，不停地问道，“宝贝，想吃什么，想去哪里玩？”

2003年，孟涵的大女儿出生，由于当时条件限制，只能将大女儿留在老家上学，一直到初中毕业之后，女儿也来到大朗镇打工。2010年，小儿子在大朗出生，条件稍好，他们一直把他留在身边。2023年，考虑到升学考试等问题，她将正上初二的儿子转回到了四川广安。

按长途客车行车相关规定，凌晨两点至五点，必须就近在服务区休息，不能行驶。7月4日凌晨两点，大巴车已行至湖南境内的临武服务区，这里雨过天晴，凉风习习，不少孩子无心睡眠，在客车旁边的空地上畅聊，打闹到天明。

这样的旅程对这些尚未涉世的孩子们来说是新鲜的，一日同行，互不相识的孩子们许多已经成为了朋友。大巴车刚到终点，他们就透过车窗远远地寻找爸爸‍妈妈，高兴地叫喊着，挥手示意。一路走来的新朋友们没有来得及寒暄道别，转身就奔向了爸爸妈妈。

大大小小的蛇皮口袋、拉杆箱里，除了换洗衣物，更多是给爸爸妈妈带去的腊肉、香肠、辣椒酱、咸菜、大米等家乡物产，甚至还有刚从玉米地里掰下来的玉米棒。装满鸡蛋、李子或桃子的竹篮不能挤压，便带上车，放在座位旁。孩子们的书包里也不仅有书本和暑假作业，还有提前准备好的零食。

澎湃新闻记者跟随大巴车队全程记录了这次行程。孩子们在东莞大朗镇的屋檐下与父母短暂团聚，暑假结束后又将回到家乡，这背后，是大朗8万川籍织工为生计奔波的故事。

元友电脑版今年暑假期间，四川广安市前锋区的137名留守儿童一起乘坐大巴，来到在广东东莞大朗镇打工的父母身边。这次跨越千里的“逆向迁徙”，是他们一年中为数不多的与父母团聚的机会。

7月3日早晨6点，接孩子的大巴车就停靠在了广安前锋区广兴镇街边，载着老人、孩子的摩托车、农用三轮车、面包车陆续到来。背着书包的孩子们，帮爷爷奶奶将大包小包的行李抬到了大巴车下方的货箱旁。

整个大朗镇，仿佛就是一个化整为零的毛织厂，生产环节被分解到一座座自建房里，形成一个个加工作坊。人们在里面劳作，也在里面生活。从业者们大多来自外地，有人在这里一待就是十年以上。

7岁半的周琪涵是无人陪伴的孩子中最小的一个，她的父母在东莞大朗镇从事毛织加工，爷爷奶奶均已过世，外公外婆远在云南，她平时被暂时托付给一位堂奶奶照顾，而堂奶奶也同其他许多老人一样，同时照顾着另外几个孙子，走不开。

游忠华说，现在应该有五分之一的老乡已经在东莞购房置业了，还有许多个体从业者或个体户，只在东莞挣钱，未来的计划还放在老家。

35岁的云飞，如今是两个孩子的父亲了。2005年，他就跟父亲在这里经营毛织小作坊，每天骑着三轮车从上家那里接货，拉回作坊里缝盘加工之后，再交回去结账。父亲去世了，如今他和妻子继续在这里从事这个行业。

云飞的父亲，上个世纪90年代末期就从广安前锋来到了东莞大朗，从事缝盘工作。云飞现在经营的这个加工间，是父亲在世的时候就租下的，云飞接手之后也没有想过要换地方。他的要求不高，只要能住能睡，能生产就可以了。

一路上，最不轻松的是跟车陪伴的老人，路途中，他们面临的最大的挑战是晕车，有的老人上车不久便把头埋进事先准备好的塑料袋里，随时准备呕吐。车第一次停在服务区时，就有人抢先下车“哇哇”吐了。

来到大朗30年了，2024年7月4日，毛织机经营户、前锋区公安分局大朗“流动警务室”的志愿者邓康兵才第一次和陈昌德当面交流。邓康兵说，90年代初期，他由亲戚带着第一次到大朗，吃住都在陈昌德的工厂里。

毛织加工生产，忙的时候要从早上八九点钟一直干到晚上十点甚至凌晨两三点钟才下工，每栋居民楼里，从早到晚都是棉织机“轰轰”的作业声。当天做完的产品，立即就用三轮拉去交货，同时接回下一批要加工的货，周而复始。

这个房间当时按400元租金算，隔壁还有一个小间，放着的上下铺是给孩子们住的，租金200元。他最看重这里的地方是有院子，三轮车上下货方便，院子也需要一个月几十元的租金。每月7日下午两点，房东准时上门收房租，风雨无阻。不过，租住20余年，房东一直未曾涨过租金。

同邓康兵一起在“流动警务室”做志愿者的游忠华也是前锋人，1987年，19岁的他在老乡的介绍下来到大朗镇打工。1995年，游忠华开始创业，从事毛织加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