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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高”项目盲目上马方面，泸州市康宇电子基板科技有限公司在未进行产能置换情况下，建成投运玻璃熔窑生产线，违规生产至今。

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四川省发现，泸州、内江、乐山三市2023年空气质量均出现明显反弹，其中乐山市PM2.5浓度连续三年上升。

中央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安徽省发现，宿州、淮北、蚌埠三市PM2.5浓度同比上升较大，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率下降明显。

2023年，四川省出现多次长时间大范围重污染过程，督察组抽查三市18家企业有15家存在问题，泸州市擅自降低应急减排标准，泸州市高宏玻璃制品有限公司甚至临时伪造生产台账应付检查。

“两高”项目产能置换不规范方面，江苏省工信部门未按要求将宿迁市苏华达新材料公司平板玻璃生产线纳入清单管理，项目持续违规生产。

淮安市盱眙县10家稀有非金属矿产凹土生产加工企业，普遍存在物料露天堆放问题，无任何防风抑尘措施，盱眙三银凹土科技有限公司废气未经处理直排。

一些涉气行业污染治理不力。徐州市部分铸造企业生产工艺落后、污染突出。天安化工公司、建滔能源公司大量烟气未经处理直排。

“两高”项目违规上马，宿州市东润玻陶科技有限公司规避产能置换政策，长期违规生产。涉气违法排污问题突出。蚌埠市八一化工违规新建15万吨/年烧碱装置。

涉气违法排污问题突出，淮北市美信铝业、力幕新材料等铝加工企业熔炼炉烟气收集系统老旧破损，烟气收集不到位，熔炼废气无组织排放现象严重。

此外，淮安、宿迁、徐州三市43个机动车检测机构还存在弄虚作假行为，移交问题95个。一些检测企业使用作弊器，使得原本不合格的尾气检查结果为合格，宿迁市东大机动车交易公司甚至违规使用风扇驱散黑烟。

新2登录网址终于拿到判决书了。37岁的张玲期待着，自己能就此远离那场噩梦。 在乡下的10年里，她每天都被农活包围，打油菜籽、喂鸡鸭、做饭、照顾6岁的儿子，生活平静庸常。只是偶尔，身体会不自觉地露出异样。 只要待在封闭的房间，她就头疼得厉害；有时会突然蹿出一股无名火，想摔东西；看见陌生男性，会下意识想躲开。村民发现，这个忽然出现的女人，10年来都没离开过村子，也没有人来看过她。 直到2024年4月15日，湖南常德的民警在比对“失踪人口”信息时发现，“张玲”这个名录在沉寂多年后出现了新动向。随即，她被民警找到，再次与外界连接。 “从2010年起，我被人关了将近5年。”在派出所里，这个小麦色皮肤、衣服洗到褪色的村妇告诉警察，自己曾是一名大学生，家在常德市区，接着讲出了自己“消失”的经历。那是第一次，她事无巨细地回忆自己如何被一名叫钟鹏的男人囚禁、侵犯，又是如何逃出来被人收留，并留在乡下，过上跟失踪前全然不同的生活。 10天后，4月25日，桃源县警方将此立为刑事案件。钟鹏因涉嫌非法拘禁罪被刑事拘留（因过追诉期未被起诉）。5月28日检察机关以涉嫌强奸罪，批准逮捕钟鹏。10月15日，桃源县人民法院作出判决，钟鹏犯强奸罪被判处15年有期徒刑。 案件之外，在桃源县公安局、妇联的组织下，张玲与父母分离14年后终于再次相见。桃源县妇联也计划为张玲现在的家庭提供资金补助，给张玲介绍工作机会，帮助她早日融入社会。张玲（化名）被囚禁的地方。新京报记者 左琳 摄离家 在母亲邓洁的记忆里，2010年1月22日原本是个普通的日子。 早上7点多，女儿张玲像往常一样去上班，临走前告诉妈妈，发了工资就给她买新衣服，语气透着欢喜。 女儿很懂事，邓洁和丈夫张忠凯都这样认为。夫妻俩在常德市区开了家早餐店，从早忙到晚，张玲打小就自己上下学、做饭，照顾自己也照顾弟弟。 张忠凯很骄傲，女儿长得漂亮，又乖巧听话，让邻居们艳羡——一定程度上，女儿是夫妻俩的一种体面，被他们一直精心维护着。为了让女儿变得更好，从她小时候起就尽可能安排好一切。 长大后，这些安排开始关乎人生道路的选择。大学读什么专业，家里人先拿主意。毕业后，张玲想多去一些地方，有意做导游，但家人担心她会晒黑、容易挨骂，就介绍她去做办公室文员。工作刚落定，家人就给她打扮，安排相亲。 “严点也是为她好，对女儿就是要多操心一些。”邓洁和张忠凯觉得，这些和带张玲单独去玩，在笔记本电脑刚兴起时舍得花几千块钱买给她一样，都是爱。张玲感激父母的付出，也努力回报，但她从来都没告诉过父母，他们的爱有时也会变得沉重。 “从小到大，我想的都是怎么再变好一些，让父母满意，让他们更喜欢我、认可我。”逐渐地，这成为张玲的一种压力。 2010年大学毕业后，按照家人的安排，张玲回到常德工作。她在单位附近租了房，刻意保持着与家庭不近不远的距离。 但在父母眼里，女儿离他们近了，联系却没有变多。她不常回家，通话也少，有时候女儿的事问多了她还会不耐烦，“有些反常。” 很快，父母发现，张玲突然在单位做起卖日用品的小生意，还时不时提到，自己很羡慕在南方做生意的舅舅赚了钱、条件好。女儿突然表现出的野心让他们警惕起来，那是传销最猖獗的时候，老家有人因为传销人丢了、钱没了。 “我真怕她去搞传销。”邓洁说。 担心女儿出事，邓洁不再允许张玲独自在外住，然后在早餐店附近租了个房子，每天让张玲的弟弟接送姐姐上下班。 在张玲的解释里，做小买卖是她想赚些零花钱，但这无法说服父母，反而让他们更加怀疑。再往后，张玲发现，自己的房间总会被家人乱翻。 失踪前一个月，这种担心和怀疑达到了顶峰。那天，亲戚们把她堵在房间里，十几个人围住她，强迫她看反传销影片，逼她交出头目的电话，他们拆下了张玲的手机卡，查了一通，却什么都没发现。亲戚们七嘴八舌地教育她不该沾染上传销，张玲想解释，但没人听、没人信。 “他们都是长辈，我不能吵。”数落声中，张玲甚至感到一阵眩晕，委屈、压抑、烦躁积在胸口，让她难以呼吸。 紧接着，一个强烈的念头袭来——“我要离开这里。” 她找到了钟鹏——当时的男朋友介绍认识的“路子很广”的中年男人——对方告诉她，自己在长沙有人脉，可以给她介绍一份高薪工作，到时带齐所有证件，先到桃源县漆河镇会合。 2010年1月22日，带着对未来的憧憬，张玲搭上了去漆河镇的汽车。 如果漆河镇碌厂桥村的村民留意，或许会在那天看见，50岁的钟鹏带着一个年轻女孩回来，她皮肤白皙，脸上有一对酒窝。 那天是腊八，天气很冷，女孩穿了一件天蓝色羽绒服，紧身的绒裤塞进长靴。她跟着钟鹏上了二楼，再没出来。张玲（化名）的父母还保存着她的照片，她失踪的那几年，母亲总会拿出来看看。新京报记者 左琳 摄 “牢笼”张玲就这样消失了。那天下午，邓洁没有等到女儿回家。家人查看监控，发现张玲进入单位，后来独自打车离开，手机信号最终停在桃源县陬市方向，之后便一直关机。最初几天，邓洁和张忠凯还想象着女儿只是去朋友家小住，但直到春节都不见张玲踪影。他们拜托女儿的朋友一有消息就告诉自己，结果一通电话都没等来。这是从没出现过的情况，正月十五左右他们决定报警。 这时的张玲，已经被钟鹏锁在屋里30多天。 事发当天，钟鹏带张玲来到一处院子前。那是在村子的角落，院墙边上就是田地，四周几乎没有邻居。院子铁门紧锁，里面有栋二层小楼，张玲注意到，小楼的所有窗户外都用钢筋封着。小楼的大门和楼梯间也上了锁，钟鹏依次打开，带张玲上了二楼。囚禁张玲（化名）的二层小楼。新京报记者 左琳 摄 刚走到一间小屋的门口，钟鹏立刻变了脸，往日和气的模样消失，肥胖的圆脸生出一种她从未见过的狰狞。张玲来不及反应就被钟鹏一把推了进去，然后抢走了她的包和手机，拔下电话卡。木门被猛地关上，接着是落锁的声音。 就像被扔进笼子的小鸟，她本能地砸门、大喊，手肿了，嗓子哑了，都没人回应。声音太大，钟鹏就威胁要弄死她，埋在后山，没人会知道。她忘不了钟鹏说这些话时的眼神，透着一种捕食野兽般的凶残。这让她瞬间失语，恐惧覆盖了一切感官，不敢也不能再发出声响，只剩下颤抖、哭泣。 困住她的房间刚能容下一张单人床，几乎没有走动空间。后来钟鹏见她病恹恹的，给她换到另一间屋，空间稍大些，可以来回走一走。墙把房间分成两部分，里面是双人床和一只排泄用的红色塑料桶，外面则是一张办公桌、一把椅子、一台废弃的电脑和一个书柜。 第一晚，钟鹏就强行与她发生了性关系。“他红了眼，胳膊使劲抵住我的脖子，像要掐死我。”粗暴的动作让张玲透不过气，大脑一片空白，过了许久才感受到疼痛。每隔一周，侵犯就会发生一次，她的羞耻和憎恨也会多一分。 所有的折磨都汇集成一个念头，逃离这场突然的囚禁。刚开始的那段日子，只要恐惧稍微消退，她就会拼命挣扎，撞门、大喊。换来的是身上的淤血和伤痕，这都是钟鹏对她的惩罚。最严重的一次，她被推到墙上，额头撞出了血。 她也尝试过绝食，但最后败给了求生的本能。最后，她只能幻想有人来救自己，期待着有一天那扇门打开后，走进来的不再是钟鹏，而是带她出去的人。 她不知道，没有人能听到她的声音。屋子唯一的窗户被封得严严实实，在屋里张玲只能听见下大雨的声音，有时也会透过缝隙传来稀疏的奏乐声，张玲猜那是村里正在办红白事。 据判决书，警方的现场勘验笔录和照片显示，“张玲被拘禁的地方位于二楼，楼梯中间可见带锁的木门，居住房间狭窄、门窗封闭。” 钟鹏的女儿在证言里提到，钟鹏不准张玲下楼，张玲若不听话就会遭到他的辱骂。钟鹏交代她和母亲不能让任何人知道二楼住了个女人，“张玲从来没有下楼。家里来外人时，钟鹏会让张玲躲在房间不要出来，也不要发出声音。”后来，钟鹏又把二楼的走廊用红砖砌了面墙，只留出缝隙透气。 那座小楼与外界最近的联系，是楼后一条安静的小路，偶尔才会有一辆三轮或摩托车突突驶过去。外人不会知道，墙的另一侧，一个不属于这里的女人正在求救。村里通往囚禁张玲（化名）小楼的路，平时鲜少有车经过。新京报记者 左琳 摄 在更广阔的视角里，这本就是一个偏僻冷寂的山村。从县城出发沿着省道行驶1个小时，再沿一处不起眼的岔路下去，驶过一段被茂密树木掩盖着的狭窄山路后，才能抵达这个名叫碌厂桥村的地方。 村里人也很少来这个整天锁着门的院子，就连钟鹏的大哥，哪怕离自己的幺弟只有100米，也鲜有来往。 这个幺弟从小就好吃懒做，起初跟着父亲学做铁匠，但不愿吃苦。桃源县是道教圣地，民间有“养庙”风俗，2005年钟鹏回村后在老屋旁建了两座庙，以收香火钱营生。但他还是常找兄弟们借钱，借了也不还，再后来，连逢年过节也都不打招呼了。 “仇人。”大哥在手掌上写下两个字，形容自己的幺弟。 钟鹏从不让大哥走进自己的院子。“他平时关门闭户的，过年打了豆腐给他也不让进，都是从大门底下递过去。”大哥说，自己把二层小楼留给钟鹏时，窗户又大又亮，结果被钟鹏改得“像个牢房”。 在这间“牢房”里，一天被分解成86400秒，张玲从未感受过时间如此漫长。她的希望被消磨殆尽，常常感到呼吸困难，总是迷糊着睡过去，一觉醒来，分不出是清晨还是夜晚。房间弥漫着排泄物的异味，和昏暗的空间一起，压得人睁不开眼。她的视力也越来越差，每天“云里雾里”，甚至出现了幻觉，在一成不变的白饭里，闻到了鸡肉和猪肉的香气。 有时，压抑也会让她变得狂躁，特别是天气晴朗的时候，但大部分时候她已经没有力气发泄。偶尔雨下得猛烈，她才会获得在门外的走廊放风的机会——只有不到1分钟的时间，刚喘上两口气，甚至还没看清屋外的环境就又被关了回去。 房间成了张玲最熟悉、也最厌恶的地方，和她相伴的只有米黄色地砖和白墙，偶尔会有蜈蚣和老鼠钻出来抓她一下。办公桌上的电脑是坏的，打不开，黑色的皮椅上落的全是灰。 柜子也被锁住，柜门是透明玻璃，就着微弱的光亮，张玲常常盯着里面的书脊看字，有时也会在玻璃上看到自己。日复一日，她发现镜中的少女变得憔悴、苍老，神采消失。 最后，她几乎认不出自己。寻找 女儿失踪后，邓洁不止一次梦见她，不停说着“妈妈你救我”，一觉醒来，眼睛又哭肿了。就像个预言，她和所有人说“我的玲玲还在等我。”每次梦醒后，她就打电话给派出所，问挂着失踪人口的女儿有没有消息，答案无一例外都是否定。 张玲失踪的前三年，她和张忠凯哪有线索就去哪。女儿的手机信号消失在桃源县，她就在当地买了份保险，让熟悉每个村子的销售帮忙一起找。县辖的各个镇，最热闹的车站、集市，她也全都去过。 此时的张玲，连记忆中家人的样子都开始模糊。她不再激烈反抗，只是麻木地等待着一个机会。 起初，她还有意识地多走走，“为以后逃跑做准备。”后来，她逐渐变得“像只没有想法的动物”，活着只是本能。 每天，她只是趿拉着拖鞋在屋里晃荡，缺乏必要的锻炼让她的肌肉松弛，困了倒头就睡，饿了就躺在床上等饭吃。 在这间屋子里，她失去了一切，自由、尊严、人格，就连阳光和新鲜的空气都成了奢求……时间尺度也变得混乱，她无法准确计算自己被关了多久。 光点透过窗子的缝隙打在墙上，张玲盯着它从一边挪到另一边，一天也就过去了。开始她还能记着日子，三天后就再也数不清了。到了最热的时节，墙烫得靠不住，晚上一次次被热醒后，张玲像烙饼一样翻来覆去。这也是她为数不多感知时间的方式——热起来，就是过了农历五月初五，转凉，八月十五就到了。 钟鹏一家在楼下厨房做菜，气味直往张玲鼻子里钻。闻到竹笋和椿树芽的味道，张玲知道，这是春天。而当窗外响起花炮声，意味着自己又挨过了漫长的一年。也只有这时，她才会从混沌中惊醒——她想家了，想妈妈。 与家人所有的不悦都不再重要，她想起自己去长沙读书，第一次出远门，妈妈带着行李一路坐公共汽车送她，隔三岔五给她送肉送饭。她也想爸爸，但也怕他。爸爸脾气暴躁，张玲遇到事情不敢和他讲。她那时还不知道，父亲急得头发都白了大半。重逢之时，他特意请假回家，早早准备一桌菜，提前两个路口等着她。 每到过年，办团圆饭的时候，邓洁也格外挂念女儿。 “我是个最快活、最热心的人，但张玲失踪之后，我从没高兴起来过。”邓洁说，只要看见二三十岁的孩子她就会掉眼泪，把眼睛都哭花了。怕邓洁伤心，张忠凯收起了女儿的照片，但她还是会时不时掏出来再看一看。 “在我有生之年能把她找回来是最大的幸福，死了也不会带着遗憾。”邓洁说。 寻找之外，他们也小心维护着自己和女儿的体面。 女儿刚失踪的时候，他们向单位请假说她脸伤了不方便上班。后来再有人问起，就说女儿赌气跑了。他们没印寻人启事，只想着万一女儿回来还能继续之前的生活。 亲人都没有放弃寻找，张玲的幺舅常开车在常德市到处打听，后来他在漆河镇做生意，跟张玲相隔不到6公里，那是张玲距离家人最近的时刻。钟鹏有时也会出现在漆河街道上，但张玲的幺舅从没注意过这个身高一米六的矮胖男人——在人来人往的集市，他太普通了。 张玲（化名）的菜园。新京报记者 左琳 摄 “女儿” 张玲意外发现自己也成了母亲。 怀孕时钟鹏告诉她，如果生下一个男孩就放她走。钟鹏当时只有一个二十多岁的女儿，他曾向张玲透露“把你搞来就是为了要个儿子”。判决书显示，张玲怀孕后，钟鹏的妻子曾问起丈夫那是谁的孩子，钟鹏回答这是“借母生子”。 张玲猜测，这或许是一个重要原因，让钟鹏的妻子和女儿成为了囚禁自己的帮凶。她们明知自己的遭遇，却从未表现出半点同情，反而参与看管。后来，这对母女也被警方以涉嫌非法拘禁罪刑事拘留，但因为已过追诉期，两人未被起诉。 被关在房间里，张玲无法预测后来的事，钟鹏的“承诺”和一天天变大的肚子让她又有了希望。她不再嫌弃饭菜，给什么就吃什么，“总得先活下去。” 2010年10月的一天夜里，钟鹏把就要临盆的她塞进了一辆面包车。 “如果他带我到医院，我就能求救。”张玲肚子痛得要命，心里却在盘算。车子在漆黑的山路上不知道行驶了多久，车门打开后，张玲发现四面都是大山。她被拖进了一间四面漏风的木板房，钟鹏找来一个接生的老太太。 张玲只觉得下体肿了、裂了，就快晕过去了，才听见婴儿的哭声。她搂了一下小猫似的女儿，就再也没了力气。 钟鹏没放走她。往后的日子，张玲也没做过一天“母亲”。女儿头发长了吗？会说话了吗？穿什么衣服？隔着那扇紧锁的门，她只能猜想女儿的样子。 直到有一天，天色暗下来，她正在昏昏沉沉的时候，女儿忽然欢叫着跑过门外。张玲惊醒，贴在门上贪婪地聆听，“听她的声音过来又过去，心里舒服多了。”张玲说，女儿只发出零星几声，但已足以让她继续活下去。 后来的每晚，她都会早早守在门口。有时听见女儿被骂哭，她也趴在门上跟着流泪。她想拍拍门得到女儿的回应，但钟鹏威胁她，只要敢这样做就再也看不到女儿。 一次，钟鹏的妻子送饭时女儿也跟进来了，脸圆圆的，穿着粉红色的棉衣，留着齐耳短发，一看到张玲就开始哭。这是她被囚禁的4年多里唯一一次见到女儿。往后的日子，她只能靠声音来想象女儿的成长。楼梯上急促的脚步声更重了，那是女儿在长高；门外的咿呀学语变成了清晰的字词，那是女儿会说话了。 她听到女儿喊妈妈，只不过对象不是她——在村里，钟鹏声称这个女儿是被人遗弃在庙门口，他和妻子收养的，女孩叫妻子妈妈。 对另一个母亲邓洁来说，她还不知道能不能再听到女儿的声音。 邻居总来打听，“他们一见面就问，张玲去哪儿了。我们说她结婚生子，过得很幸福。” 找女儿花费了大量心力，生意也跟着断断续续，她和丈夫张忠凯都感到了巨大的压力。“她没下落，我们还要活。”2013年，夫妻俩不再承租早餐店，儿子结婚了，他们搬到新家，跟过去断了联系。临走时，邓洁嘱咐新住户，如果有女孩找过来就立刻联系她。 “我要离开那个伤心的地方。”说着，邓洁又哭了。家里的相册还留着张玲（化名）儿时的照片。受访者供图 再收到女儿的消息是2014年。来电是陌生号码，但邓洁一下就听出来，对面是消失了近5年的女儿。 “玲玲还活着。”长期的思念、担心在这一刻决堤，从心中翻涌出来，她泣不成声，不断问着女儿的状况。“你在哪，过得好吗？是不是有人控制你？” 电话那头没有回答，只是提出需要1万块钱，嘱咐她千万不要报警。张玲没办法，钟鹏就在旁边，讲错一个字电话就会被立刻按掉，她不想再失去一次逃跑的机会——几天前，她听钟鹏说起缺钱，想到可以借口要钱向妈妈求助。 挂断电话，邓洁和家人商量，为了女儿安全暂时先不报警。况且当时儿子正在筹备婚礼，这时让人知道了自己还有个失踪的女儿，“不光彩。” 约好交钱的那晚，邓洁拎着一兜现金等在公园门口。她叫上了两三个妯娌陪自己，家里的男人们则在远处等候，“等张玲一露面我们就能带走她。” 等了半个多小时，张玲最终也没出现。邓洁不知道，女儿就在不远处的车里，因为没戴眼镜只能瞥见妈妈的轮廓。本打算取钱的钟鹏非常谨慎，刚一探头就缩回来，见对面人多他让司机赶快走。第二次的出逃机会，又在张玲眼前溜走了。 从那以后，在张玲被囚禁的最后一两年，钟鹏表现得越来越紧张了。不准张玲晚上开灯，认为她在故意报信；安静坐着，他也跑上来骂一通，怪她砸门。 转机发生在2014年的一个下午，钟鹏的大女儿罕见地放她下楼打扫院子。她又想逃，可长期的封闭让她连路都不会走，双腿不受控制地颤抖，要扶墙才能下去。没几分钟，就被钟鹏的女婿鲁宁撞见。他问妻子这是谁，然后责怪道：“关人是犯法的。” 这是钟鹏处心积虑隐藏的秘密，第一次被“外人”知晓。判决书里，钟鹏也在证词里提到，鲁宁 “发现张玲的存在后”，他便开始转移张玲。 大概一周后，张玲突然被叫醒，钟鹏把身份证还给她，让她立刻跟自己走。张玲记得清楚，院门口的橘子树上青果正在转黄，人们穿上了小薄棉衣，还要加条秋裤，自己身上却只有一条单裤。 “他要放我走？”她无法确信，只觉得心跳得厉害。那晚月光很亮，晃得眼前一片朦胧，张玲跟着钟鹏走在田间小路，不小心踏进沟里踩了一脚泥。她累得喘不上气，不知走了多久，总算到了镇里的公共汽车站。 噩梦 2014年10月，在桃源县热市镇的一座村庄，63岁的“庙主”薛丹等来了一位新香客。 这是个很瘦的女孩，不算高，皮肤有种病态的白皙，吃不进饭，眼神也直愣愣的。 “你是哪里来的？今年多少岁？在哪里读书？”连续问了几个问题，对面的人张嘴却发不出声。邻居围过来聊天，她直往屋里躲；不敢一个人出门，在村里散步也要人陪。 女孩正是张玲，是钟鹏带过来的。薛丹此前就认识钟鹏，在当地，“庙主”间互相介绍香客到庙里小住“撑门面”，并以此赚取“中介费”是常事。 薛丹记得，三天后钟鹏再来，要把张玲带走时她看到了反常的一幕：女孩拼命摇头，满眼都是恐惧，她边哭边给薛丹作揖，求她帮忙。薛丹不知道女孩究竟遭遇了什么，但不忍心看着她这样离开。与钟鹏交涉后，对方提出如果“借钱”给自己，就可以让张玲多留几日。那一次，她拿出了700元。 此后，钟鹏又来过几次，每一次张玲都东躲西藏。薛丹觉得这很反常，她本能地不想让女孩陷入到危险中。其中一次，钟鹏想强行带走她，薛丹和老伴儿拿着锄头挡在门前拦了下来。 “我家没有‘狠人’，保护不了她太多。”薛丹说，自己虽然有两个儿子，但大儿子常年在外打工，小儿子不管自己，她和老伴年纪大了，平时只靠给村里人帮工过活。她让张玲报警、找家人，张玲却直摇头。被囚禁前的张玲（化名）。新京报记者 左琳 摄她联系过妈妈，但接电话的却是个陌生的声音——邓洁换了手机号码，那次交钱未遂后，邓洁几乎确信女儿入了传销，“我担心她把坏人引到家里。”张玲也去过之前的早餐店，打听家人的下落，但也了无音讯。 至于报警，“那时候我天天脑壳疼，哪有力气去做别的？况且钟鹏也威胁过报警就伤害家人。”过去的1730多天就像个噩梦，从未离开，在身上游走，让张玲难受得起不来身，即便站在冬日温和的阳光下也会晕眩；她变得敏感多疑，总觉得有人盯着自己、议论自己；她不敢公开自己的经历，怕讨人嫌、被抛弃。她重获了自由，却难以适应自由。就像条尾巴，张玲总是跟在这位婆婆身后，对周遭的一切保持警惕。 接近5年的经历让她很难再去信任别人。一开始，薛丹不知道女孩的身世，怕她再受刺激，就让家人与她保持着不远不近的距离。但关心并没有减少，见张玲唯一一件外套的拉链坏了，常常双手环胸，薛丹让老伴儿把外套拿到镇上，换了拉头回来。薛丹的儿子每次去镇上给女儿买零食，都会带回两份，把其中一份留给张玲。张玲也开始观察着这个陌生的老婆婆，从发出第一声“切（吃）”开始，教自己重新说话，半年后，她终于能勉强和对方交流。这半年，她发现薛丹会走一两小时山路去给自己买合身的厚棉裤，也没有限制她去任何地方。她洗了近5年来第一个热水澡，白天劳动，晚上睡觉，没人再打骂自己。再到后来，她拥有了被囚禁以来的第一部手机，是薛丹的儿子送的，她可以自由地和任何人联系。 一天晚上，她终于向薛丹开了口，告诉了对方自己曾经的非人遭遇。两人“眼泪哗哗流”，后来薛丹借了五六千元陆续送给钟鹏，算是留住了这位“香客”，对方也很少再来过。山下是张玲（化名）现在居住的地方，重获自由后，她常常走在这条小路上。新京报记者 左琳 摄 日子一天天过去，薛丹发现，张玲说话时开始带着笑容直视对方。她也终于有精力仔细打量这个“家”——一幢贴着粉色瓷砖的三层小楼，瓷砖脱落了几块，露出灰色的水泥墙；屋里空荡荡的，没有彩电，家具只有几张简单的桌椅；屋外有个鸡棚，还有一块菜园和一个小花坛，现在都归她打理。她种上了辣椒、毛豆这些常吃的菜，还种了两棵盛放的玫红色月季。 但有些伤痛仍会时不时地冒出头来。 厕所有异味，她就不想上。大风把门吹得“砰砰”响，她会害怕。做笔录时警察要关门，她感觉头晕想吐，立刻大叫着把门打开。陌生的男人来家里收废品，她铁着脸赶他走，怕又遇到坏人。 2018年，她和薛丹的大儿子成为夫妻，有了儿子。即使面对丈夫，张玲也无法完全放下戒备。性是痛苦的，平时他们分房睡，丈夫一凑过来她就条件反射地打他。 她牵挂和钟鹏生下的女儿，现在没人能阻止她们相见了，但因为陌生，女儿不想与自己生活，只在周末才来一天。她珍惜这短暂的相处时光，只是有时候，看到女儿那张跟钟鹏相像的面容，头就开始疼，就像只要靠近那座院子就想呕吐。 她不知道，这场噩梦什么时候才能真正结束。 两段人生 如果没被囚禁，人生会怎样？37岁的张玲不止一次想过这个问题。 过去她称得上要强，考上的是专科，却同时修完了本科项目，最后拿到了自考的本科学历。同宿舍的朋友都谈恋爱，只有她在一刻不停地学习，拿到了导游证、教师资格证和普通话水平证书。她筹划着，将来有时间她还要考驾驶证。学校办的体育比赛，每次她都使劲跑、使劲跳，要得个第一。 “没她搞不好的事。”邓洁说。 14年后再见面，邓洁觉得一切都变了。 今年4月，“失踪人口”张玲镇上派出所给儿子办户口，录入了自己的信息。几天后，4月15日，她接到了派出所的电话，警察确认她的身份后，这个离家14年的女孩终于被找到了。 第二天，在桃源县公安局和桃源县妇联的组织下，张玲家人赶到派出所“认亲”。张玲第一眼就认到了妈妈，瘦了，也老了，原先好好的一双眼，哭得遇风就流泪。“这都怪我。”两个人抱着大哭，哭到外面的大雨声都听不见。36年来，她第一次听见妈妈喊自己“宝贝”。 邓洁发现，曾经体面的女儿胖了、黑了，头发绾在脑后，额前散着细碎的刘海，架个眼镜。旧衣旧鞋一身土气，走路低着头，连方向都分不清，完全没了当初的风采。就连口音都变成了桃源话，只有叫“爸爸”“妈妈”时才有些从前的爽快。 越是这样邓洁越心疼。她悄悄给办案的警官发消息，让他狠狠去问，不能潦草结案。张忠凯却接受不了，合照时，非让张玲把那身透着土气的外套脱掉。背着张玲，他难过得大哭：“这还是我的宝贝女儿吗？”张玲（化名）最爱颜色鲜艳的花，在家门前的花坛里她种了几株。新京报记者 左琳 摄妈妈把她带回家，但在干净整洁的房间里张玲显得格格不入。 房子是2003年之后买的，有100多平方米。厕所没有一块水渍，浅色的地板亮得反光，一个脚印都没有。客厅墙上贴着壁纸，暗金色的花纹衬得屋里更加亮堂，电视上盖着防尘的白布，果盘摆得整齐。 邓洁还保留着女儿的一套碎花睡衣、一件上衣、几张照片和那台笔记本电脑作为念想。她把电脑拿给女儿，张玲却早就忘了怎么开机打字。 现在，张玲最拿手的是播种、收割、洗衣和做饭。邓洁给她买了几套风衣和毛衣，整齐地叠好，她想弥补女儿，让她重新光鲜起来。张玲一件没要，这些浅色的、柔软的新衣穿上干活不方便。如今，她更习惯挽起袖子走在乡下的小路上，随手摘一些野果搓两下就放进嘴里尝。 邓洁觉得女儿变化太大了。两人还没聊多久，张玲就要进屋自己待着，晚上她们睡在一张床上，背对背各躺一边。妇科检查结果还没出来张玲就急着要走。一天凌晨，她坐在客厅把起夜的张忠凯吓了一跳。 “你怎么不睡觉啊？”张忠凯问。“我想回去。”张玲很坚持。临走前，她还拎了好几兜鱼和肉带回去给婆婆一家吃，这让邓洁难过：“她觉得那里才是她的家。” 更让她难过和不甘的是女儿没有了一丝锐气，而是和一个贫穷的家庭绑在一起，躲在乡下，不社交，也不去赚钱。“我都60岁了还在工作，不指望她出人头地，但她还那么年轻，怎么能跟社会脱轨呢？”家里还保留着2009年左右给张玲（化名）买的电脑。新京报记者 左琳 摄 新的开始 邓洁说她愿意退一步，接纳女儿的新家庭，承诺帮她带孩子，也可以联系一切能联系的人介绍工作。她反复告诉女婿，一定要把张玲带出去，走出那个封闭的地方，回到属于她的轨道。 但只有张玲清楚，走出来根本没那么简单。光是重新面对家人，就已经很难了。 某种程度上，是她主动选择了封闭。在农村的家里，她不用担心遇到陌生人，那会让她感到紧张。偶尔她还是会被噩梦惊醒，至今依然不敢独自散步，但只要身处家中，她就能获得宁静，还有她曾经渴求的安全感。 她把自己的生活半径缩小，重获自由的10年间，她甚至没有去过县城，连镇上的集市也鲜有到达。这10年，她更熟悉泥泞的小路，山间的羊群，以及自己的新家人。连她自己都没注意到，面对两种生活，她下意识的说法已变成了“我们”农村和“你们”城市。 更重要的是，在这里，她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被尊重和话语权。薛丹一家都觉得张玲聪明能干，不管是烧火做饭还是家里的存折密码，大事小情都由她掌管。她规划着这个家庭的未来，让丈夫去考电工证，53岁的丈夫照做，每天趴在桌前学习。 她觉得，丈夫年纪大，人却老实贴心，下雨了没带伞，会把衣服脱下来给张玲披上。“他干什么都听我的。” 但在父亲眼里，他始终无法认可这场婚姻。在家的五六天，张玲哭了好几场，父亲总是强调，别人家的孩子出国、拿奖学金，自己的孩子却嫁了一个“又老又穷”的男人。 “都是她自己造成的，一步错、步步错，她自己毁了自己。”张忠凯替她着急。后来，就连邓洁也加入进来，让张玲离开现在的家庭。 还有那些亲戚，再一次，他们团团围住张玲，劝她减肥，劝她再想想未来。就像14年前她失踪前的那场数落一样，吵得她头都大了。家中还保存着张玲（化名）曾经的睡衣。新京报记者 左琳 摄 让她烦恼的还有眼下现实且粗粝的清苦生活。今年72岁的薛丹视力退化，右手骨折过，干不了体力活。丈夫身体也在变差，不再外出务工，家里没有收入，全靠几万元存款过活。丈夫的大女儿在外读书，每月需要2000元生活费，不久前，他们的小儿子生病，掏空了家里的积蓄。她不得不考虑重新回到城市谋一份生计，尽管她还不知道自己能不能扎进人群，告别恐惧。 有关部门正在提供帮助。桃源县妇联的工作人员告诉新京报记者，桃源县县政府组织民政、教育、妇联、公安一起开会研究过张玲的事情。妇联正在帮助张玲寻找工作机会，教育局则安排了张玲的女儿转学到热市镇，并和妇联一起给女孩做了心理疏导，让她慢慢接受真相，回到母亲身边生活。 父母还在迫切地等待着女儿的回归，为她准备好了一切，来填补那4年多受到的伤害。女儿本就属于城市，现在为什么非要过另一种生活呢？ 张玲不知道究竟该怎么做。女儿转学后不再寄宿，每日回家与自己朝夕相处，张玲喜欢这样的时光。收到判决书的当天，她带女儿去派出所改名字，不再姓“钟”，随了丈夫的姓——她相信，这会是个新的开始。 她说女儿很懂事，也很适应新学校的环境，月考全班第一。这让她想起自己在大学时不停考证的日子，偶尔她还会想起大学毕业时做导游、到处走一走的计划，久违的冲动随即生起，又一瞬而过——院前的菜园还等着她打理，天色不早了，她生起火，为一家人准备晚饭。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新京报记者 左琳 秦冰编辑 杨海 校对 张彦君第三轮第三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深入一线、深入现场，查实了一批突出生态环境问题，今天(11月2日)集中公开通报江苏、安徽和四川三个省的部分典型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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