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年是哪几年

专家指出，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特征的新质生产力，必然是环境友好型、资源节约型的生产力，因此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而城市的绿色低碳转型要成为激发新质生产力的主动能。

新型储能作为一种“未来技术”，近年来也开始逐步赋能城市绿色发展。上海融和元储能源有限公司资产运营部总经理夏耀杰介绍，当前其储能技术已形成多层次应用：在新能源丰富的地区建设大型储能电站，在城市商业中心或工业聚集区设立小型储能电站，以此提升光伏等新能源利用率，并缓解配电区的电力压力。此外，还建立了两千余个光伏换电站以减少运输领域对化石能源的依赖。

事实上，随着上海“五个中心”建设全面开展、趋于深入，上海各区都已在城市规划上“苦下功夫”，无论是产业空间的“腾笼换鸟”，还是工业上楼、弹性用地等，城市更新已然与“绿色生产力”的培育紧密绑定。

面向国际性中心城市的发展目标，寸土寸金的上海如何与新质生产力深度融合，在持续的城市更新中，向存量空间要发展“增量”？

“当前新能源消纳的成本问题仍是新能源企业发展的一大制约，”夏耀杰说，绿色金融是否能针对绿电消纳或电力交易等问题进行设计十分令人期待。

从实践者角度，陈霞指出，当前城市更新过程中，痛点是普遍存在的。一是顶层设计和支持力度有限，低碳更新是一项系统工程和长期任务，投资成本大，技术门槛高，投资回报周期长，使得市场力量介入时参与积极性不高；二是当前绿色建筑与低碳技术还不成熟或成本较高，其推广与应用普及存在难度，仍待加强技术研发突破以降本增效；三是上海有大量的历史风貌保护建筑，发展与保护往往在资源利用与效益权衡中存在矛盾；四是城市绿色转型需要专业人才培养和更广泛的公众参与。

例如传统工业大区普陀区，通过“一盘棋”统筹规划，盘活空间、土地、数据等存量资源，推动城市更新方式转变，实现创新要素融合，将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为以中以(上海)创新园、上海清华国际创新中心、武宁创新共同体、海纳小镇数字化转型示范区四大平台为抓手的创新产业集群。

在观碳智能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胡启凡看来，城市绿色发展的第一步是进行全面的碳足迹追踪与管理。“在我国碳排放政策从‘能耗双控’转向‘碳双控’的背景下，城市绿色低碳发展的评价体系也更加全面综合，城市管理除需要掌握企业耗能和碳排放外，也要对其供应链合作、降碳增汇等进行追踪、分析，对整个城市生态空间进行统一的碳管理与规划。”

“上海是绿色金融重镇，金融支持城市绿色更新大有可为，”上海财经大学教授、陆家嘴绿色金融中心理事长王洪卫回应指出，近年来，上海绿色金融发展迅猛，但要找到更多投资项目，《绿色低碳产业转型指导目录》仍需进一步向下细分，让投资有方向，能投、敢投。

数字智能科技由此赋能城市碳管理。胡启凡介绍，碳管理数字平台接入城市智慧大脑，在全方位实现城市碳足迹追踪与管理的同时，一方面可为企业低碳转型推荐新技术以实现降碳提效，另一方面则可引导绿色金融助力企业发展。

“当前，绿色低碳转型已成为城市发展的重要共识，是城市更新和促进经济转型升级、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因素。”上海普陀区真如城市副中心副总规划师陈霞告诉中新网记者。

金年是哪几年随着中国城镇化持续提速，城市愈加成为与新质生产力发展息息相关的“主战场”，一方面，对很多进入存量时代的大城市而言，高效合理的空间规划可成为新质生产力生长的“沃土”；另一方面，新质生产力可赋能城市可持续发展，打造高质量城市生活。

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社工专硕MSW中心主任孙哲则指出，打造可持续社区、提升公众参与度是城市绿色可持续发展不容忽视的一环，在此方面，“上海已经非常超前”，从垃圾分类到社区“循环市集”，社区场景的激活让民众认识到绿色低碳是一种生活方式。上海有很多创新的社区管理经验，“只有从社区开始，创造性地主动寻找绿色发展的路径和力量，才能使新的理念和力量从社区走向社会，消减社会对绿色低碳转型的认知成本。”

不少业界人士也指出，当前，绿色低碳发展正逐渐内化为全社会的共识和努力方向。于企业层面，越来越多的企业意识到绿色生产力会带来更多的全球场景机会，获得更高的经济收益；于民众层面，低碳生活成为一种新时尚；而于政府层面，上海正在积极探索完善相关技术标准和应用体系，加强集成创新，探寻一条符合上海超大城市治理模式的可持续发展之路。(完)

此外，王洪卫指出，数字科技的发展会为绿色金融的流向不断指明道路，例如绿电消纳或社区更新、绿色智慧住宅建设等。但发展绿色生产力，一是要与世界打通“绿色”指标；二是也要不断进行制度突破，以城市绿色更新为目标，打通不同部门间的横向合作；三是要引入更多市场机制，吸引企业加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