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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随着新能源汽车保有量的增加，废旧电池的回收和梯次利用管理迫在眉睫。刘小诗认为，如何建立健全动力电池回收模式、技术与标准是关键。

在他看来，用电需求在可预见的未来还会持续以4%到6%的速率上涨，这一需求必须要满足，就得有新增装机、新增发电，当下还不能完全用非化石能源。现在中国的可再生能源正处于非常好的发展阶段，“风光”产业会在未来十年内成为主要实现“双碳”目标的挑大梁行业。

隆基绿能分布式事业群副总裁蒋东宇认为，与欧美国家不同，中国户用光伏主要以农村光伏为主，它是一项优质资产，要把户用光伏收益更大让给农民。

中国电动汽车百人会常务副秘书长刘小诗指出，新能源汽车的渗透率已经超过传统燃油车，标志着其发展进入全面市场化的新阶段。然而，在新能源汽车战略推广过程中，仍存在推广不均衡的问题。

他还对未来户用光伏等发展提出建议：一是户用光伏要与乡村振兴紧密结合，把收益更大让给农民；二是要有消纳，要有序配合电网改造；三要建立农村光伏和美丽乡村的建设标准，在他看来无序发展会带来很多隐患，要严抓工程质量；四是建议户用光伏进城发展；五是关注户用光伏的售后运维。

中国新闻社副总编辑、中国新闻网总裁俞岚在代表主办方致辞时表示，绿色转型时不我待。近年来，中国在“双碳”目标总领下锚定产业升级和绿色转型发展方向，加快产业数字化、智能化同绿色化深度融合，为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和绿色转型做出了巨大贡献。

黑白足球直播在中新社国是直通车20日举办的“能源中国——统筹转型与发展：全面绿色转型下的产业动能焕新”主题活动上，多位与会专家表示，低碳绿色产业已成为中国以及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驱动力。中国能源市场潜力巨大，新旧动能转换的当口下蕴藏着发展机遇，也面临重重挑战。

仇保兴指出，热泵使用方兴未艾。热泵在中国不仅是制造业输出大项，而且目前欧盟的热泵基本上也是中国造。“如果欧盟把中国的热泵、太阳能、新能源汽车全部用高关税的话，地球温度会因此上升0.01度，就是气候犯罪。”仇保兴说。

魏琪嘉强调，在推动新能源高质量发展过程中，要统筹发展和安全，着眼当下与长远，兼顾能源安全可靠供应与绿色低碳转型，保持新能源与传统能源的动态替代与安全平衡关系，加快建立煤、油、气、核、新能源、可再生能源多轮驱动的多元供应体系，协同推进煤、油等传统能源的清洁化利用以及新能源的有效开发工作，在确保能源安全的前提下，持续提升新能源高质量发展水平。

能源基金会首席执行官兼中国区总裁邹骥表示，中国宏观经济目前总体上处于增长动能转换的当口，绿色低碳领域的投资潜力正在不断扩大。根据能源基金会及合作伙伴的估计，在未来的30多年的时间里，据不完全统计，绿色低碳领域投资潜力可达到140万亿元到200万亿元人民币左右。

十三届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刘世锦指出，中国目前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可再生能源的生产者和消费者，在可再生能源累计装机容量、设备制造、绿色投资和市场发展等方面走在世界的前列。绿色创新带动了大量的绿色投资，已经成为现阶段和今后一个时期中国经济投资创新和经济增长最重要的新动能之一。

中国电建集团首席专家、水电水利规划设计总院专家委员会主任彭程强调，中国应坚持能源安全优先，能源的饭碗必须掌握在自己手里。同时，应充分发挥制造业强国的产能优势，选择符合国情的低碳转型路径。

在安全问题上，田智宇认为，不仅要通过增加供给来保障安全裕度，还要注重安全和经济性的统筹，重点是提升能源体系、产业体系的安全韧性，增强应对各种不确定难预料情形下的风险防控处置能力。

叶燕斐还提到，围绕新能源和新能源汽车的使用，要促进新型城乡能源基础设施建设，打通新型城乡能源基础设施建设的融资堵点。

节能方面，仇保兴建议建筑用能要计量数字化。他举例称，若给所有建筑安装热水计量表，按热水使用量收取相应费用，将有助于减少三分之一的二氧化碳排放量。

金融方面，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原政策研究局一级巡视员叶燕斐指出，面对新一轮大规模技术改造的机遇，金融机构应以能效为核心，提高技术装备效率，促进技改融资。未来一方面要发挥好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的风险分担功能，为不同行业设立专业性担保机构。另一方面可引入商业保险机构，创新保险产品和服务。

他表示，实现这种转变，中国需要进一步深化改革，在激励约束机制方面，不仅要严格绿色低碳相关约束，也要推动环境、生态、气候等成为重要的生产要素，推动资源环境要素和其他要素一体化优化配置，形成加快能源转型和绿色发展的长效机制。

在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原副部长仇保兴看来，在新旧动能转换过程中，建筑占据很大分量。绿色建筑的发展趋势体现在三个方面：更节能、更多可再生能源应用、更健康舒适。

“实现新能源高质量发展，是一个需要不断克服诸多难题和挑战的长期过程。”魏琪嘉说，发展新能源并不意味着立即淘汰所有的传统能源。

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创始院长、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原所长贾康强调，绿色低碳发展需要与之匹配的政策。资源配置过程中，政府要有为，支持市场主体提高绿色转型的积极性。

贾康表示，政府的政策调节体现为产业政策、技术经济政策，它的必要性就是弥补市场缺陷。政府的政策理性应注意，政策一定是区别对待的，但区别对待的合理性需要以阳光化、专业化、法治化来保障，尽量提升合理化水平。与之对应的政府财政预算，要强调公开、绩效取向、公众参与，接受社会监督，这样才能保证阳光化、专业化。

在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产业经济研究室主任、研究员魏琪嘉看来，中国新能源产业发展正迎来前所未有的快速发展期。一方面，巨大的国内市场需求为中国新能源产业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另一方面，全球对绿色发展需求潜力巨大，也为中国新能源产业发展提供广阔市场。

刘小诗认为，想要进一步激发新能源汽车的消费潜力，需加大下沉市场的推广力度，因地制宜，根据不同动力性能和环境适用性优势进行推广。他同时提醒，新能源汽车规模化发展面临的主要矛盾已从生产环节转向使用环节，具体体现在补能、车险和售后流通三个方面。

国家发展改革委能源研究所可持续中心主任田智宇指出，统筹能源转型和绿色发展要实现一系列观念转变。不仅要转变能源资源观、创新能源供需观，同时也要深化开放观。

低碳转型路径离不开能源国际合作。彭程表示，中国应顺应全球绿色低碳发展大势，加强可再生能源领域合作；通过多方多元能源供给，保障中国能源安全；通过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增强中国在国际能源领域和绿色金融领域话语权。

谈到政府应当如何在推动低碳发展中更好发挥作用，刘世锦称，首先要坚持“双碳”目标不动摇，稳定绿色转型和长期发展的预期。其次要适时推出各级政府减碳量化指标，普遍推广碳账户和碳核算，形成全面严格的减碳责任机制。现在“双碳”目标已经确定，但很大程度上还是定性的目标，要逐步将其量化，落实责任。再次应收集并及时发布产业投资、生产消费方面的信息，供企业和消费者决策参考。

彭程指出，要贯彻“先立后破”的总方针。他进一步解释说，“立”包括确立新能源的主体地位、推动调节性煤电适度发展和灵活性改造、发展水电和抽水蓄能，以及新型储能技术等。同时，他也强调了在能源转型过程中，应保持煤电厂作为电力系统重要节点的角色，并发挥其在电力系统中的支撑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