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龙阿扎尔

据浦东检察院办案检察官傅慧介绍，在“医托”诈骗案中，“医托”负责把病人带到中医馆，与病人一起挂号、付费开药后，可以退回自己所支付的所有钱款，并按照病人开药订单金额领取提成；“医生助理”是一群无资质人员，有的甚至只有小学、初中文化水平，他们可以在处方送往药房的过程中，更改医嘱，按照病患家庭住址、经济情况等随意改变疗程。

冯某英是前述诈骗团伙中的一名“医托”。自2022年开始，该案主犯易某和邓某就开始招募“医托”，冯某英是当时招募的第一批“医托”中的一员。

近日，中青报·中青网记者从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浦东检察院”）获悉，该团伙诈骗案内部分工明确，在上海各大医院进行“医托”诈骗，涉及被害人1800余人，涉案金额达700余万元。45名团伙内的“老板、医生、医助、医托”被告人分别被检察机关以“诈骗罪”提起公诉，其中3人为具有行医资质的执业医师。

据前述三甲医院医生介绍，该院医生每次一般最多开具14副2周的药量。但有患者告诉医生，自己在外面开了10副中药就付了3000多元。

冯某英的工作，是到各个沪上知名的三甲医院去“拉单”，先假扮病友，再用虚构事实、夸大医疗效果的办法，将病患诱骗到荣某堂、心某佳、济某堂等多家中医门诊部就诊。

这些“病友”不仅把病人带到中医馆，还帮着病人一起付费、挂号、开药、买药。事后，“病友”还与病人加了微信，一起讨论恢复情况、对抗病魔。他们做这一切的目的，只是想让病人“吃完再来开药”。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拿到的多份法院判决书显示，前述诈骗团伙不仅队伍庞大，内部构造也很复杂，除“医托”外，每个环节都有“托儿”。

2023年7月，公安机关将前述团伙老板易某、邓某为首的数十名犯罪嫌疑人抓获归案，并于同年8月移送浦东检察院审查起诉。2023年11月起，浦东检察院陆续对易某、邓某团伙“老板、医生、医助、医托”共计45人以诈骗罪提起公诉。

上海市公安局浦东分局陆家嘴公安处在侦办案件中发现，出现这种“病友”的医院远不止这一家，多家上海著名的三甲医院，也出现过类似“病友”。

尊龙阿扎尔6月21日，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对一起“医托”团伙诈骗案的两名主犯作出一审判决：被告人易某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一年六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十万元。被告人邓某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一年，剥夺政治权利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五万元。

目前，法院已对该案包括主犯易某、邓某在内的所有被告人作出了判决。法院认为，被告人易某、邓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采用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方法，骗取他人财物，数额特别巨大，其行为均已构成诈骗罪。

傅慧表示，下一步，当地检察机关将与相关行业主管部门、监管部门一起研究综合治理的方案，“针对这样的诊所要有介入管理的细则和日常监督的台账，不能听之任之！”

傅慧也带着办案团队到上海各大医院附近的中医诊所暗访过。她发现，有的诊所把一间一间的看诊室出租给个人，还有的诊所干脆把二楼一整层都出租给个人。

“案子看上去是告一段落了，但我们也发现了其中的关联问题，正在研究下一步的检察建议方案。”傅慧告诉中青报·中青网记者，前述系列案件令人深思，为什么那么多被害人会前赴后继地上当受骗？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他们被带去的中医馆，都是具有正规行医资质的场所，但他们在这里遇到的“医生”和“医助”不少是非正规的。

除医院外，2023年到2024年年初，陆续还有多名患者直接报警反映“自己可能被骗了”。这些患者无一例外都是被“病友”带去了某家中医馆，并在中医馆内找到某知名医院“退休专家”看病。

其中，有患者“长了个心眼”，在服用一段时间中药后发现没有效果，就找人鉴定了这些中药处方中“名贵药材”的真假，结果发现所谓“名贵药材”其实是用一些便宜货来以次充好。

“这就像在百货商场租柜台似的，不同位置的门面，价钱还不同。结账的时候，看上去是在商场收银台统一结账，但你这个柜台使用的是另一套结账系统，有专门的收银人员，这样的操作实际上增加了老百姓辨认骗术的难度。”傅慧说。

2023年年中，公安机关接到报案，郑先生带母亲前往上海浦东新区一家三甲医院看胃病时，挂号后等待看诊过程中，被一位“病友”拉到附近一家中医诊所就诊，共花费8000余元，怀疑自己遭遇了诈骗。根据这一线索，公安机关查看该医院挂号系统后发现，近期出现不少病人“挂号不就诊”的情况。

而冯某英，只是这一诈骗套路中的一个“前置环节”而已。法院判决书显示，易某和邓某除雇佣“医托”外，还要聘用综合管理人员负责记账、发放工资等，聘用闫某芳计算提成，聘用唐某敏等人负责从前台将处方发到药房，聘用王某、华某等为“医生助理”负责制定病患服药的具体疗程，聘请3名有医师资质的中医医生坐诊开处方等。

当医院医生对这类病人进行电话回访时，病人则透露，在等待看诊的过程中经历了与郑先生同样的遭遇，在“病友”推荐的中医诊所开了数千元的药，且已经在自行服药了。

易某与前述多家中医门诊部的外包中药房负责人袁某萍则建立密切“合作关系”，约定由袁某萍负责减少药的品种与含量，将所有处方用药成本统一控制在一副中药21元左右。

同时，浦东检察院在案件判决后，仍然紧抓问题根源，发出相关检察建议，针对“具有正规行医资质的中医馆经营不正规”的问题，督促有关部门履行监管职责。

“从取证角度来看，我们判断药品是否有效，是个难题。”傅慧介绍，公检双方邀请了3名中医药专家，对警方到中医馆当场扣下的有效药处方单（即明确患者姓名、病症的药方）中随机抽取500余份进行查证，发现这些处方单均存在以下问题——一是处方格式不符合处方管理办法规定，剂量和煎服方法不能明确；二是处方存在“药不对症”的问题。

“上海大医院多、名医多，长三角地区疑难杂症的患者都指望着到上海来找大医生看病，如果管理不到位，他们很容易被带去这种正规诊所里的非正规门诊间。”傅慧说，正规诊所把门诊间出租的行为，直接导致众多受害人“失去鉴别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