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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是经济大省，也曾是诉讼大省，近年来却实现法院收案数六连降。全国人大代表、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李占国接受中新社采访时表示，浙江三级法院主动将调解工作置于党委政府大治理格局之中，坚持源头治理，推动更多法治力量向引导和疏导端用力，引导更多矛盾纠纷化解在诉讼之前、消除在萌芽状态。

在浙江舟山一起标的额近7000万元的金融借款纠纷案中，矛盾纠纷当事人身处不同地区，线下调解费时费力，效率较低。双方当事人通过浙江解纷码与调解员线上交流、反映诉求、上传证据材料，打破了时空阻隔，也让矛盾纠纷全流程有迹可循、有据可查。

为了让诉源治理各部门之间有一个更高的协同主体，浙江法院主动将调解工作置于党委政府领导的大治理格局之中，实现从“以我为主”向“主动融入”转变，推动形成党委领导下的“社会调解优先、法院诉讼断后”的递进式矛盾纠纷分层过滤体系。

“一站式受理、一揽子调处、全链条解决”的协同治理能量加速迸发。以台州市黄岩区社会治理中心为例，17个部门30个平台机构入驻其中，23个业务窗口依次排开，几乎囊括了所有涉及基层治理的职能部门。

“一根网线一块屏，不用增编建房，镇街、村社就连上了司法外援，这就是共享法庭。”李占国介绍，每个共享法庭配备一名联系法官、一名庭务主任和若干调解员。法官无需常驻，通过网络、电话等就可随时联系，即便不会上网的老人，找到庭务主任就能联系上法官。

水彩猫中新网北京3月8日电(记者 赵晔娇)法治建设既要抓末端、治已病，更要抓前端、治未病。今年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提出，深化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推动新时代“枫桥经验”在街镇社区、各行各业落地落实。

2023年，浙江全省社会治理中心统一受理各类信访和矛盾纠纷61.59万件，办结60.04万件，办结率达97.48%。

李占国列举了一组数据：目前浙江已建成2.7万个共享法庭，覆盖100%镇街、98%以上村社，各行业协会、调解组织、社会团体等特设共享法庭2900余个，矛盾纠纷就地化解率达76.93%，助力实现“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

“任何制度都是对实际生活中已经存在需求的响应。”李占国置身于浙江这个互联网强省，深刻体会到数字技术通过对物理空间“脱域”，提高了纠纷化解的可获得性。

“但在实践中我们发现，由法院主导的纠纷多元化解模式很难有效形成整体合力。”李占国解释，虽然各种解纷力量众多，但基本上“各自为政，各管其事”，往往是“法院主导”变成“法院全管”、“最后一道防线”变成“第一线”“最前沿”。

2021年7月，由浙江省委政法委牵头主管、浙江高院代建的浙江解纷码正式对外发布。群众有烦心事，只需扫一扫登记上传，平台会根据分案规则，将纠纷分流至所在地调解组织、行业性专调委或主管部门，一步成讼的案子自然少了。

谈及这几年的变化，他感受颇深：“从‘法院代管’回归到‘党委主管’，从最早需要去社会治理中心到扫一扫解纷码，不断丰富的渠道从线下到线上打通了矛盾纠纷化解的‘任督二脉’。”(完)

在丽水青田，为海外侨胞服务的共享法庭跨越重洋调纷止争；在温州永嘉，当地法院联合公安机关设立警务“共享法庭”，打造县域治理“法院110”；在金华义乌，8个商贸市场特设9家“共享法庭”，实现纠纷不出市场……

“解纷从最多跑一次，到最多跑一地，能不能让群众一次都不用跑？一个把矛盾调解中心搬到线上的想法在浙江法院萌生。”李占国说。

为破解案多人少这一“老大难”问题，浙江曾下了很多功夫，尝试将人民调解、行业调解等各类调解资源汇聚到法院的诉讼服务中心，用调解缓解审判压力。

目前，浙江90家基层法院诉讼服务中心全部入驻当地社会治理中心。前端综合受理窗口受理纠纷后，优先引导至各调解组织进行调解，调解不成的再引导至仲裁或诉讼。

这一现象引发李占国思考：“当我们将诉源治理置于社会治理体系中去看时，就会注意到社会治理资源是解释中国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水平的重要要素，而调解工作需要调动利用各方面社会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