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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心月法师的弟子道坚法师主持成立了重庆华岩文教基金会、对外文化交流中心等机构，曾与泰国当地院校合作，举办过一些佛教文化活动。

koko体育app下载2024年是“中国—东盟人文交流年”。中国与东盟国家地缘相近、人文相通，佛教文化是交流的重要纽带。佛教文化如何影响东盟，在中国特别是重庆有何影响？促进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建设，佛教文化发挥何种作用？重庆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杨孝容近日就此接受中新社“东西问”专访。

第三，调动社会各界特别是佛教界的力量，在重庆及中国西南邻近东盟国家的其他省区，鼓励以寺院或佛协为主体与东盟国家佛教界展开多种多样的佛教文化交流活动，尝试与东盟国家的城市或寺院互结友好城市、友好寺院等，还可在佛教公益慈善、寺院管理、人才交换培养与佛教教育等方面合作。

杨孝容：佛教在东盟十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中的地位和影响不容忽视。比如泰国、缅甸、柬埔寨、老挝四国皆以佛教为国教，世界佛教徒联谊会总部即设在泰国曼谷。越南、新加坡第一大宗教为佛教。从重庆汉藏教理院走出的演培法师，曾在新加坡传扬并践行太虚大师的人间佛教。

20世纪90年代，当时的四川省宗教局亦曾多次组织“佛教访问团”到泰国、新加坡等地访问，以期开阔眼界，广结法缘，增进友谊。重庆的惟贤、竺霞、心月等法师即为访问团成员，加强并联络了与东盟国家的友谊。

第四，在中国—东盟中心的统筹下，联合重庆及各地与东盟相关的平台，共同激发佛教文化在与东盟进行贸易、投资、教育、文化、旅游和信息媒体等领域交流合作中的辅助作用。加强与各地宗教管理、佛教协会、佛教院校以及人文社科研究单位、高校等相关部门、团体、科研机构的联合，进行与东盟国家佛教及宗教相关的学术研讨，助推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建设。(完)

抗战时期，太虚大师主要在重庆汉藏教理院所在的缙云山驻锡，在此期间曾向汉院师生系统宣讲人生佛教(或人间佛教)，最终经编辑整理，以1945年重庆海潮音杂志社出版的《人生佛教》为其晚年定论，也可视为大师人间佛教思想成型的标志。故重庆缙云山有“人间佛教”肇始地之称。

在非经贸领域，2010年，中国法学会依托西南政法大学创设中国—东盟法律研究中心，整合中国与东盟法律法学资源，聚焦中国—东盟区域法治建设研究、涉东盟高端法律人才培养以及东盟法律数据库建设等，为构建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服务。

2024年4月，重庆华岩对外文化交流中心在泰国曼谷东方学院展出中国·华岩寺藏敦煌绢画作品，吸引了众多当地民众参观，促进了中泰文化交流。2024年7月，中国华岩寺藏·佛像剪纸展又在新加坡淡滨尼体育馆展出。这一主题的展览此前曾在马来西亚、越南、泰国等东盟国家展出过。

佛教在东汉时期即已传入重庆。在重庆，大足石刻是驰名中外的世界文化遗产，梁平双桂堂被尊为西南禅宗祖庭，此两者亦皆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此外尚有重庆缙云寺、潼南大佛寺摩崖造像等多处涉佛教全国重点文保单位。

2021年12月，重庆东盟合作中心成立，有意打造重庆市与东盟各国合作资源集中的窗口和载体，定位商贸服务、产业合作、中心合作、文化旅游和展览展示五大功能，深化重庆市与东盟经贸、文化、旅游、物流等领域的合作交流。

第二，佛教文化可以在构建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建设中协助发挥中国与东盟国家睦邻友好、人民相亲、互利共赢的桥梁纽带作用。人文交流是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建设中的重要一环，佛教文化的民间交往是其中内容之一。应充分运用南海佛教圆桌会、博鳌亚洲论坛宗教分论坛、世界佛教论坛、世界佛教徒联谊会等交流平台，通过各种形式的佛教文化国际交流活动促进彼此民心相通。

在马来西亚、菲律宾、文莱，佛教也都有相当影响。其中，马来西亚、菲律宾曾有太虚大师的学生弘传人间佛教。历史上，印度尼西亚也留下了“世界最大的佛寺”婆罗浮屠大佛寺。

杨孝容：在世界版图上，中国与东盟地缘相近、山水相连，产业有较高互补性，是极为重要的合作伙伴。其中，重庆与东盟的合作较为紧密。

中国亦深受佛教文化影响，2018年4月发布的《中国保障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和实践》白皮书显示，截至当时，中国共有约3.35万座佛教寺院、22.2万名佛教教职人员，佛教信徒众多。

2024年上半年，重庆对东盟的进出口总额为545.1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6.3%，占重庆外贸总值的16%，东盟继续成为重庆最大的经贸合作对象。

杨孝容：佛教文化素来注重民间交流，国际友好交流更是中国当代人间佛教提倡的三大优良传统之一。重庆佛教界与东盟地区佛教界素来联系紧密，并因之影响到其他方面的交流。

杨孝容，宗教学研究员，哲学博士。1998年以来供职于重庆社会科学院(重庆市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近20年主要致力于汉藏教理院与民国佛教、西南佛教研究。曾在《世界宗教研究》《世界宗教文化》《宗教学研究》等学刊发表相关论文数十篇。主持完成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汉藏教理院与民国佛教研究”及重庆社科基金项目“重庆佛教文化研究”等。

中国佛教界为此积极应对。1939年至1940年，由太虚大师任团长组织“中国佛教访问团”从重庆出发，先飞到昆明，再经滇缅公路车行出国，历时半年余，遍访缅甸、印度、马来西亚、越南等地，从佛教立场澄清了相关事实并宣传抗战，争取到各国同情支持中国的抗战，收效显著。

佛学教育方面也交流不断。2024年7月，重庆大足圣寿寺一位法师前往新加坡佛学院攻读佛学研究生。近年，越南等东南亚国家亦有在西南大学攻读宗教学专业佛教方向的研究生。

抗战爆发初期，日本训练了日莲宗僧徒着南传佛教僧装进行宗教间谍活动，在东南亚、南亚的仰光、加尔各答、科伦坡等地，以英语或当地语言进行欺骗性宣传，混淆侵略与反侵略的战争性质，企图阻挠国际上对中国抗战的援助。

杨孝容：第一，佛教文化可为经济发展提供“文化支撑”“文化引导”作用，进而实现佛教文化与经济发展的良性互动、共生共荣。东盟国家所在东南亚地区自古以来就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枢纽，也是南海佛教文化圈范围。在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建设中，佛教文化将有助于联结、融合西部陆海新通道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