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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宋变革论”用胡汉对立的视角割裂了中国历史。它立足于所谓“中国本土”，但“中国”只限于两宋，同时期的辽、西夏、金则属于“周边民族”，不包含在中国范围内。可见，“唐宋变革论”实质是一种以学术形式包装的“去中国化”历史理论。

唐朝以安史之乱为界，可分成前后两期：“前期结束南北朝相承之旧格局，后期开启赵宋以降之新局面。”唐宋之间政治制度、社会文化的连续性原本十分清晰，然而，20 世纪日本学者套用西欧历史分期法，依照西方话语体系来诠释中国历史，提出“唐宋变革论”新说，主张唐代是中世纪的结束，自宋代开始，中国已提前进入了西方历史分期中的“近世”。

一直以来，海外中国史研究流行“征服王朝论”与“东洋近世民族主义论”。前者将辽、金、元、清等视为与秦汉、隋唐、宋明等“汉族王朝”不同的“征服王朝”，又被日本学者发展成为“胡族国家”论，将中国北方族群建立的区域性政权视为完全独立于中原文化系统的“胡族国家”；后者将宋代历史界定为中国历史进入多个早期民族国家并立并构成列国体系的“近世”，认为辽、宋、金各政权在对峙抗争中萌生了近世民族主义意识，这显然是受到西方中心主义的影响，将西方民族主义和民族国家奉为学术圭臬。

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域外学术界开始从“内亚”的视角研究中国及亚洲历史。“内亚”是“内陆欧亚”的简称，最初由德国地理学家洪堡特提出，是一个自然地理概念，是指以欧亚草原为中心，东至黑龙江、松花江流域的森林地带，西抵欧洲多瑙河流域，南与世界主要定居文明区域相毗邻的独特地域，中国的东北地区、内蒙古、新疆、西藏以及青海、甘肃、陕西和山西的部分地区都名列其中。拉铁摩尔、罗茂锐、傅礼初、赛诺等学者使用并发展了“内亚”概念，其内涵也逐渐演变为包括语言、文化、政治、民族、宗教等研究内容的历史地理概念，产生出“内亚史观”。美国历史学家欧立德、罗友枝等人将“内亚史观”和“征服王朝史观”相结合，用以研究清朝历史，形成了“新清史”学派，继续宣扬“满蒙非中国论”，将“满洲”与“中国”相对立，强调汉族与满蒙的差异性。

这些论调的共同问题是通过强调内亚游牧社会结构的区域共同性，回避甚至消解中原王朝在北方草原地域的历史存在与影响，人为割断北方游牧族群与中原汉人之间的密切互动与历史联系。而这一时期的历史表明，建立辽、金政权的契丹、女真长久以来就是中华文明体系的一部分，在其统辖范围之内，多族群联盟与多族群交融是主流。辽人、金人、宋人，更非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各政权之间的边界也不能等同于近代主权国家之间的边界，他们也并不以建立“一族一国”的族性政权为目标。他们共享的“中国”意识，并不是近代民族主义意义上的国族意识，而仍然是追求“天下一家”的中国传统观念。总之，这些论调本质上是又一种南北对立论、游牧—农耕对立论，不符合中华民族发展的历史规律。中华民族共同体不是多元对立冲突的产物，而是以融合会通解决多元对立冲突的结果。也正因如此，中华文明演化成为融合农耕、草原、海洋的复合型文明。

二战结束后，“满蒙史观”受到批判，但其最核心要素“南北二元对立论”却被西方汉学家、德裔美国人魏特夫所接受，提出了“征服王朝史观”，将中国古代北方民族建立的政权分为“渗透王朝”和“征服王朝”两种类型。他认为“五胡”建立的十六国在向中原汉地渗透的过程中，逐渐演变为陷入内地、失去根基的政治军事集团，这些“渗透型”的王朝缺少制度创新的动机与资源，未能突破中国传统体制。辽、金、元、清则通过大规模的军事征服，在汉地迅速建立统治，却仍然精心维持着作为人力和文化后方的辽阔根据地。“征服型”王朝根据这样一种版图结构，创制出不同于纯中原式的国家建构模式，使帝国经济基础的汉地和统治者“祖宗根本之地”之间保持着平衡。而且，还为治理其他非汉族群体，提供了比中原汉制更有弹性、更能持久的制度框架。他通过对辽代社会的具体研究，强调契丹社会和汉族社会的差异性。

盛极一时的唐王朝的最后崩溃，在 20 世纪的部分海外学者心目中意味着中华文化的衰落。例如典型的“唐宋变革论”“文化中心移动说”，断言中国的社会文化自唐以后步入老年期，宋代以来处于停滞期，东亚文化中心转移到他处。这类思想深藏“胡汉对立”的思维，将唐以后的中国划分为“纯中国世界”和“非中国世界”，而“中国”只包括两宋(汉族)，辽夏金属于“周边民族”。这类观点虽然在表面上是以学术讨论的方式呈现，但却始终未能把握中国历史发展的实质。

他们通过强调内陆亚洲或者北方游牧社会结构的区域共同性，回避甚至消解中原王朝在北方草原地域的历史存在与影响，人为割断北方游牧族群与中原汉人之间的密切互动与历史联系。

由此可见，域外学者所构建的各种史观和史论，尽管在学术方法上有其成就，但其核心就是“南北二元对立”和“满蒙非中国”论。

华为m8平板电脑二十世纪以来，在日本和西方史学界，陆续出现所谓的“东洋史观”“内亚史观”“新清史观”“征服王朝论”等错误史观，意图割裂北方少数民族及其所建政权与古代中国的紧密关系，将“历史中国”局限于“汉地18省”。这些学说又被形形色色的反华政客利用，作为肢解现代中国边疆的历史与文化依据。这些学说的共同性，是将中国北方游牧民族异化为“永恒的异民族”，将“游牧-农耕”“内亚(内陆亚洲)—汉地”异化为“永恒的对立”，鼓励边疆民族从域外文明中寻找新的认同，最终达到拆解分裂中华民族的目的。如果不去深究这些学术研究的研究视角、研究意图、研究目的等深层的动机问题，很可能不知不觉中沿用这些错误史观而落入陷阱。

“唐宋变革论”之中还隐含着一种“中国停滞论”。这种观点认为宋代社会过于早熟，提前进入“近世”四五个世纪，反而导致晚清中国弊政丛生，阻碍了中国迈向现代社会。因此，中国的现代化需要外部力量来“刺激”。而所谓的“刺激”就是以日本为主的“先进国家”接管中国，“帮助”中国打破“停滞”。换言之，日本已取代中国成为东洋文化的新中心，中国文化终将消融于日本文化之中。这实质上是企图为日本入侵中国张目。

“满蒙非支那论”认为古代中国没有明确的领土和边界概念，中国领土的形成是近代以来清政府与列强交涉的结果，满蒙地区不是中国的领土。“满鲜史观”，宣扬满(洲)(朝)鲜一体化，夸大满鲜同源性，突出“满鲜”与中原地区人种和文化的差异。其重要的理论支撑是“日鲜同祖论”“满鲜一体论”“间空地论”和“满洲非支那论”等。这一系列的学术理论，其目的在于从历史上分裂中国，为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朝鲜半岛和中国东北提供学术上的支持。

20世纪初，日本东洋学学者白鸟库吉、内藤湖南等着意建构“南北二元对立论”，认为历史上的匈奴、夫余、肃慎、乌桓、鲜卑、室韦、柔然、突厥、契丹、蒙古都是与汉族敌对的“外族”或“外国”，整个东亚大陆的历史就是以长城为界的中原汉族与北方民族对抗的历史，一方面人为地将中国古代北方民族与中原汉族对立起来，将“中国”局限于“汉地18省”；另一方面却将日本民族与满族、蒙古族、朝鲜族等我国北方民族的血统文化亲缘关系拉近。“文化中心转移说”进一步认为，南北朝之后汉人已经衰落，唐以后中华文化步入老年期，宋以来处于停滞期，中华文明的中心转移到日本。

中华民族共同体不是多元族群永恒冲突的产物，而是多元族群以融合会通解决对立冲突的结果。各民族之所以团结融合，多元之所以聚为一体，源自各民族文化上的兼收并蓄、经济上的相互依存、情感上的相互亲近，源自中华民族追求团结统一的内生动力。正因如此，中华文明能够演化成为融合农耕、草原、海洋文明的恢宏广大的文明体系。以共同体史观为基础的中华民族历史观，能指导人们准确认识中华文明起源和历史脉络，准确认识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的多元一体，准确认识中华文明的灿烂成就和对人类文明的重大贡献，使各族人民人心归聚、精神相依，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源源不断的精神动力。